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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宗教改革與學校制度的興起#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是歐洲兒童命運的另一個轉折點。當馬丁·路德把聖經翻譯成德語、號召每個信徒親自閱讀上帝的話語,他就把一個新任務放在了兒童身上:每個兒童都必須學會識字。這個宗教需求,意外地成為現代義務教育的起點。

讀經的需要#

宗教改革的核心主張是信徒可以直接與上帝溝通,不需要教會中介。這個主張的前提是:每個信徒都應該能讀聖經。新教地區於是興起了大規模的識字運動。路德呼籲各地設立學校,讓男孩與女孩都學會閱讀;他為兒童編寫了教理問答,作為家庭與教會教育的課本。

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了更嚴密的制度:日內瓦學院培養牧師,教區學校教導兒童讀經與教義。荷蘭、英國、蘇格蘭的新教社群都發展出了類似的識字政策。蘇格蘭在1560年的第一本教會法典中,要求各地設立學校,這是國家層級義務教育的早期藍圖。

天主教陣營在反宗教改革中也做出回應。耶穌會建立了龐大的學校網絡,以其嚴謹的課程與戲劇教育聞名,吸引了大量貴族與市民子弟。教派競爭意外地推動了歐洲整體的教育擴張:兩邊都想贏得下一代的靈魂,兩邊都投資於學校。

兒童的新形象:純潔的靈魂#

宗教改革同時改變了兒童在神學中的地位。中世紀天主教把嬰兒洗禮視為清除原罪的必要儀式,兒童被視為帶著原罪的存有。新教徒(特別是清教徒)發展出一種矛盾的觀點:兒童既繼承了原罪,需要嚴格管教,又是上帝賜予的純潔靈魂,需要被呵護與引導。

這種張力催生了大量教養手冊。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作家把兒童描繪成需要被拯救的小靈魂,管教要嚴格,但目的在於拯救。兒童的死亡被描繪為蒙受恩典,兒童的天真被歌頌為接近上帝的證據。在這些文字中,兒童第一次成為一個需要被專門對待的對象。

國家接手學校#

十七到十八世紀,學校開始從教會的手中轉移到國家的手中。普魯士在1717年與1763年頒布法令,要求父母送孩子上學,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義務教育立法之一。這個政策的動機是實用的:普魯士需要識字的士兵、稅吏與官僚,而三十年戰爭的教訓讓普魯士統治者相信,國家的力量來自人民的教育。

普魯士模式在十九世紀被各國仿效。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帝國、工業化中的英國、獨立後的美國,都在建立國民教育體系。學校從宗教工具轉變為國家工具,兒童從家庭的勞動力轉變為國家的未來國民。這個轉變的法律表達,就是義務教育:國家強制要求父母讓孩子上學,實際上是國家第一次公開宣稱對兒童擁有權利。

但國家與學校能夠接管兒童,還需要一個思想基礎:兒童是什麼樣的存在,需要什麼樣的教育?十七到十八世紀的兩位哲學家,洛克與盧梭,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最具影響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