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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文憑通脹:大眾化時代的焦慮#

入學率的指數曲線#

20世紀下半葉,高等教育經歷了人類教育史上最大的擴容。幾個標誌性數字:

  • 美國:1940年大學入學約140萬人,1970年約760萬,2000年約1530萬,2010年代達約2000萬。
  • 韓國:197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約百分之七,2020年約百分之八十——世界最高之一。
  • 中國:1999年高校擴招(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約百分之十以下起步),2020年代毛入學率超過百分之六十,在學總規模逾四千萬人。
  • 全球:2000年全球高等教育在學人數約1億,2020年超過2.3億。

馬丁·特羅(Martin Trow)1973年提出的階段模型成為標準術語:精英階段(毛入學率15%以下)、大眾階段(15%–50%)、普及階段(50%以上)。特羅指出,每個階段不只是數量變化,而是大學的性質改變:從培養統治精英的機構,變成為整個社會提供文憑與技能的系統。

文憑的經濟學:信號還是技能#

擴容帶來一個經濟學辯論:大學文憑的價值來自哪裡?人力資本理論(Gary Becker 1964《Human Capital》)認為大學傳授提升生產力的技能;信號理論(Michael Spence 1973年的論文,2001年諾貝爾獎;Lester Thurow 的競賽理論)則認為文憑主要是篩選信號——它證明持有者本來就具備能力,大學本身未必增加多少生產力。

信號理論的一個直接推論是文憑通脹(credential inflation):當擁有文憑的人越來越多,文憑的篩選價值就下降,雇主於是提高要求(大學學位貶為基本門檻,碩士成為新的篩選線)。蘭德·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79年的《文憑社會》(The Credential Society)是這個論點的社會學定本:教育擴張的動力不是技能需求,而是地位競爭——每個群體都試圖用更高的文憑保住職位階梯。

恐懼的具體形態#

文憑貶值在大眾的心理層面表現為幾種可測量的焦慮:

  1. 內捲:中國2020年前後流行的「內卷」一詞(借自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對爪哇農業內卷化的術語),精準描述了教育競爭的狀態:投入不斷增加(補習、學區房、競賽),而相對排名不變——這是信號競賽的數學性質(排名是零和的)。
  2. 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國際勞工組織與 OECD 的研究長期顯示,相當比例(多數研究估計三至四成)的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學學位。
  3. 韓國與印度的極端案例:韓國大學畢業生失業率與青年不就業不升學(NEET)現象並存於全球最高的入學率之下;印度每年數百萬畢業生爭奪少量正規職位(2019年鐵路招聘數萬個基層職位,申請者逾千萬)。

政策的回應#

各國對文憑通脹的回應大致分三條路:

  • 職業教育升級:德國雙軌制(學徒制+職業學校)長期維持青年失業率在低檔;瑞士模式被反覆參照。2010年代,多國重新推動「學術與職業等值」。
  • 弱化篩選競爭:中國2021年「雙減」政策(限制中小學學科類培訓機構)直接針對內卷;韓國多次限制補習(1980年的全禁令失敗,後改為管制)。
  • 微證書與替代路徑:Google 職業證書(2018年起)、徽章(badges)與技能導向招聘(skills-based hiring,部分大雇主取消學位要求)嘗試用非文憑的證明替代信號。

小結#

大眾化把大學從精英殿堂變成大眾消費品,也把學生從少數幸運者變成數億競爭者。當教育成為消費品,它自然獲得了消費品的一切屬性——包括價格與金融。下一節我們看學生如何背上債務,成為「教育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