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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readwinner：男主外家庭結構的定型#

一個新詞的誕生#

Breadwinner（掙麵包的人）一詞在一八一七至一八一九年間首次出現在英語文獻中，隨後在整個十九世紀的報紙、法庭與工會文件中迅速普及。一個新詞的出現是一個信號：社會需要一個名字，來指稱一種剛剛成型的新角色——家庭中唯一（或主要）的經濟供養者，並且預設這個角色屬於男性。

到十九世紀末，這個概念已經制度化為一整套政策：

  • 家庭工資（family wage）運動：工會要求 male breadwinner 應領到足以養活妻子與子女的工資，使妻子「不必」外出工作。澳洲與紐西蘭最早在裁決（一九〇七年澳洲 Harvester 裁決）中正式確立「基本工資 = 養活一個男人、妻子與三個孩子」的計算公式。
  • 保險制度：俾斯麥在八〇年代建立的德國社會保險（一八八三疾病、一八八四意外、一八八九養老），受益人是「戶長」——預設男性。
  • 稅制：以「養家者」為單位的所得稅結構、妻子被列為被扶養人的制度設計，在二十世紀的絕大多數國家複製。

中產階級的理想，工人階級的現實#

歷史學者指出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male breadwinner 模型從來不是所有階級的現實，而是中產階級的理想投射到工人階級的規範。

現實中，窮人的妻子一直在工作——做洗衣、做針線、接計件活、幫傭、開小鋪。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國與英國工人家庭，單靠丈夫工資往往無法維生。但正因為現實達不到理想，這個理想反而更迫切地被用來「教育」工人：改革者指責妻子外出工作導致丈夫墮落、孩子失教；工會以「男人的工資」為口號動員；報紙把讓妻子工作的丈夫描寫為失敗的男人。

這是一種奇特的壓迫結構：上層男性享有這個模型的果實，下層男性卻被這個模型壓垮——養不起家的男人在文化上被定義為「不完整的男人」。

經濟波動與男性的集體焦慮#

把男性身分綁定於工資，等於把男性身分綁定於經濟週期。十九世紀的定期經濟恐慌（一八七三、一八九三）已經造成大規模男性失業與家庭悲劇；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則是這種焦慮的極致：美國失業率高達四分之一，出現「男人在街角賣蘋果」的時代影像。社會學研究記錄了失業男性在家中地位崩塌、妻子成為實際掌權者、丈夫抑鬱酗酒的馬賽克（如著名的 Marienthal 研究，一九三三年，奧地利失業小鎮的調查顯示失業男性普遍失去時間感與行動力）。

大蕭條的教訓直接影響了戰後政策：羅斯福新政的《社會安全法》（一九三五）以「有工作男性養家」為設計前提，失業保險與退休金都是為男性工資勞動者設計的；直到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的許多福利制度仍假設「女人靠丈夫」。

全球擴散#

male breadwinner 模型透過帝國與貿易擴散到全世界：

  • 日本明治維新（一八六八起）引入西方「家制度」（家族制度，一八九八年民法典）與歐式工廠，戰後高度經濟成長期（一九五五至七三）發展出日本版的男主外女主內：終身僱用的公司戰士（kaisha senshi）與專業主婦（sengyo shufu）。
  • 中國在民國時期引入新式職業與都市家庭模式；一九四九後雖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動員，但八十年代市場化後，男主外的敘事迅速回潮。
  • 拉丁美洲、中東等地區，machismo（男子氣概文化）與 male breadwinner 結合，形成各自的版本。

模型的裂縫#

這個模型從來不穩定：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二十世紀持續上升（美國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從一九〇〇年的約百分之五升至二〇〇〇年的約百分之七十）；兩次世界大戰迫使女性進入兵工廠與辦公室；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正面攻擊這個模型的意識形態基礎。到二十一世紀初，美國與多數歐洲國家的雙薪家庭已是多數，全職家庭主夫（male breadwinner 的反面）也在穩定增加。

小結#

male breadwinner 是工業資本主義、工會策略、國家政策與維多利亞道德共同鑄造的制度，它在短短一世紀內成為全球標準，也把整整幾代男性的自我價值鎖進了工資單。而它對男性情感生活的封鎖，由維多利亞時代的教育體系完成——下一節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