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新自由主義與股東價值#

1974年，海耶克與密爾頓·傅利曼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學術風向的轉變。此後二十五年，新自由主義從芝加哥大學的教室，走進了各國的財政部與央行，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它的核心信條可以濃縮為一句話：股東價值極大化。

從凱因斯主義到芝加哥學派#

戰後的西方主流是凱因斯主義：政府以財政與貨幣政策管理總需求，國家干預與福利國家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必要穩定器。1970年代的滯脹（高通脹與高失業並存）打破了凱因斯共識的解釋力：菲利普斯曲線的失效使需求管理的藥方失靈。

替代的理論早已在準備。傅利曼的貨幣主義（通脹是貨幣現象，政府應只管貨幣供應而不管需求）、海耶克的知識論批判（中央計劃與需求管理都基於政府不可能擁有的知識；市場價格是分散信息的唯一有效整合機制）、公共選擇學派（政府本身是利益集團的戰場，干預必被俘虜）、以及後來的理性預期革命。芝加哥大學成為這套思想的工廠，它的門徒（智利芝加哥男孩、英美的政策顧問）在1980年代進入各國權力中樞。

政策的落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包在1980年代先後由柴契爾與雷根實施，並由國際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方案）推向全球。其內容包括：私有化（英國出售電信、煤氣、鋼鐵、自來水；蘇東劇變後的東歐大規模私有化）、去管制化（美國1980年放鬆儲貸銀行管制、1982年甘恩-聖哲曼法；航空、電信、電力逐步開放競爭）、工會的削弱（1981年雷根解僱罷工的空管員，柴契爾1984到85年擊敗礦工罷工）、稅制的大幅減免（雷根的減稅把最高稅率從七成降到二成八）、金融的自由化（上一節的主題）。1990年代，華盛頓共識（財政紀律、私有化、貿易與資本流動自由化）成為IMF貸款的附加條件，新自由主義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標準處方。

柴契爾的名言概括了這場變革的哲學：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別的男人、女人與家庭。傅利曼的表述更制度性：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在遵守法律與道德習俗的前提下，增加股東的利潤。這句話（1970年《紐約時報》雜誌的著名文章）成為股東資本主義的憲章。

股東價值的執行機器#

股東價值極大化不僅是理念，更被執行為具體的公司治理機制。其一，高階主管的薪酬與股價掛鉤（股票選擇權在1980到90年代成為高管報酬的主流，經理人成為股東的代理人）。其二，公司控制權市場的活躍（惡意收購、槓桿收購與代理權爭奪，使不為股東創造價值的管理層面臨更換的威脅）。其三，機構投資者的興起（退休基金與共同基金成為大股東，它們以組合回報為唯一目標，向管理層施加業績壓力）。其四，裁員與重組的合法化（傑克·韋爾許在奇異公司的做法：數一數二戰略、裁撤非領先業務、股東回報優先，成為1990年代CEO的教科書）。

結果是深刻的再分配：公司利潤佔GDP的比重上升，工資份額下降；高管的薪酬與普通員工的差距從1970年代的約二十倍擴大到2000年代的三百倍以上；企業把資源從投資與員工轉向回購股票與分紅（1980年代起，美國大公司的股票回購從幾乎為零增長到年度數千億美元）。批評者（如後來的商業圓桌會議自己在2019年的聲明）承認：股東至上侵蝕了投資、員工與社區的利益。

這套制度的最終形態，是1980年代誕生的一種新物種：以拆解與出售企業為業的槓桿收購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