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希羅多德：最早記錄異族風俗的觀察者#

故事要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地中海說起。西元前五世紀，波斯帝國如日中天，地跨三洲；希臘城邦則結成同盟，在薩拉米斯海戰與普拉提亞之戰中擋住了波斯的兵鋒。這場大戰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希臘人第一次大規模接觸了「東方人」，他們發現波斯人、埃及人、斯基泰人不但會打仗，還有完全不同的風俗與信仰。為什麼希臘人和波斯人如此不同？

一位來自哈利卡爾納索斯（Halikarnassos，今土耳其博德魯姆）的人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叫希羅多德（Herodotus，約西元前 484–前 425），他的同名書《歷史》（Histories）也成了人類學精神最早的曙光。

希羅多德並不是坐在書房裡編書。他走過埃及、黑海沿岸、兩河流域與利比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他在埃及描述了尼羅河氾濫如何造成糧食生產的循環，進而解釋了埃及的陰曆、祭祀與抽稅制度——他有一個幾乎是現代「功能主義」的直覺：風俗不是荒誕的偶然，而是適應當地環境與制度的產物。他觀察到埃及女性負責經商、男性在家織布，評論時用了一句著名的自我克制：「每個人都把本國的制度認為是最好的。」

這句話正是文化相對論兩千年後的回聲。

當然，希羅多德也把他聽到的奇聞收進書中：有會挖黃金的螞蟻、能與太陽一同起落的羊群，這些故事讓他有「謊言之父」的譏名。但如果把他看作人類學的先聲，重要的不是真偽，而是態度：他不急著判斷異族的行為「野蠻」還是「文明」，而是先問「為什麼」。

例如他寫到斯基泰人（Scythians）放血飲酒、以死敵的頭骨為杯，看似殘暴，但他隨即解釋：斯基泰人沒有城牆、逐水草而居，軍事壓力與生存方式形成了他們好戰而流動的文化。而在波斯宮廷，他記錄了一個有趣的問答：希臘人尊父母、燒葬死者；卡拉曼提斯人（Callatiae）食死親尸體為榮。也有人拿別族的葬俗互相諮詢，雙方都認為對方「褻瀆」。希羅多德引了品達的話作結：「風俗是萬物之王。」

這是文明早期的震撼：如果風俗是「自然」，那為什麼全球各地的人「自然」得如此不同？

從社會條件上看，這種跨文化觀察的誕生有其驅動力——商路。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是波希戰爭後的航海與貿易網絡中心，希臘殖民地遍布地中海與黑海，來往商船帶回了異族的糧食、奴隸、香料與故事。沒有商路，就沒有異國信息的流入；沒有波斯這個龐大的「他者」，就沒有希臘作家去解釋「我們為什麼不一樣」。

政治制度也起作用。希羅多德的政治浪人身份至關重要：他生在加入雅典同盟的希臘城市，反對波斯，成年後可能參與了反抗波斯統治的失敗政變並流亡。流亡者不受本地神殿與政治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寫、自由地問、自由地抱怨。這一點與後來的馬林諾斯基（被官方「放逐」到孤島）和李維-史陀（被納粹趕出海德格的大學）形成了跨越兩千年的共鳴。

從希羅多德到今天的人類學者，貫穿著同一個問題：當我站在異文化的門前，我是先帶著尺去量它，還是先放下尺去找它自己的尺？

希羅多德選了後者。這就是為什麼他被後世的人類學家奉為先驅。反觀「人類學」（anthropologia）一詞本身很遲才問世，要到十六世紀的德語文獻才被制度化，作為一門大學領域更遲至十九世紀。但學科的建制只是外衣，學科的精神早就在一個流亡者的追問中誕生了：風俗是萬物之王，所以要想理解人，先得理解風俗還是理解風俗的反面——說「這是自然的，所以是好的」，還是說「這是風俗，所以也可以不同」？

這條岔路，兩千年後依然站著兩派人：以風俗解釋文化的人，以及以文化解釋風俗的人。故事的接力棒，從地中海，要到八百年後的阿拉伯沙漠上，才能再度被人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