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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殖民地背景：人類學與帝國統治的雙刃劍#

要理解十九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人類學，不能只看書房與學院，還得看帳簿與地圖。這一段歷史最不舒服，也最不容許省略。

先看地圖。1884–1885 年的柏林會議上，歐洲列強坐在桌子前劃分非洲勢力範圍，甚至不曾請任何一位非洲代表與會。二十世紀初，全世界約有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陸地在直接或間接的殖民統治之下。英國的殖民網絡橫跨從印度到斐濟、西非到加勒比；法國在西非與印度支那；荷蘭在爪哇；美國在菲律賓。統治這些「異地」需要兩種東西：軍隊與知識。

需要的知識包括：各地方言、部落人口、土地制度、親屬與婚姻規則、酋長繼承法、宗教節日、賦稅習慣。翻譯這些資訊的人，時常就是人類學的形成者。

制度鏈條非常清晰。英國最重要的機構是皇家人類學學會（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與其前身：倫敦人類學學會。1850–1890 年代，會員名單上與行政部門、貿易公司及軍部關係密切的官員、殖民行政官、法院法官者比例甚高。英國殖民部內的「殖民地人類學委員會」在 1907 年成立，負責把人類學的「親屬結構研究」應用到殖民地行政管理。法國則設立「巴黎人類學會」（1859）與「法國海外殖民地研究院」；荷蘭的萊頓大學長年為東印度群島的殖民官員訓練爪哇語與馬來語，並同時培育出人類學家。

反過來說，殖民地統治本身的制度需要，是「人類學這門學科」在 1890 年代得以在帝國的核心大學獲得牢固地位的政治資本。倫敦、巴黎、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的人類學講座、博物館、基金會與出版事業，都倚賴一項共同資源：殖民統治帶來的資料流與實物流。

資料流的具體形式也值得細看。傳教士的口傳報告、遠征軍的隨行科學家紀錄、殖民地官員（district officer）的年度報告——這些以行政或宗教目的為核心的檔案，如今被裁成「民族誌資料」。而伴隨而來的實物流更有多重來源：官兵與探險家攜回的器具、服裝、頭骨、面具，後來被展示在柏林皇家博物館、巴黎人類學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的人類學展廳。世界各地的日日夜夜、儀舞與飲食，以一種全然不屬於原所有者的方式，在歐洲的博物館中被編目、排成種族志的分類櫃。今天許多文物（貝寧青銅器、馬康奇面具、人類遺骸）的返還爭議，正是這段歷史的最直接銳利的遺留。

不過，「雙刃劍」的意義還有另一個面向。

第一，同一張行政網絡，其實也是日後田野的基礎建設。後來的馬林諾斯基之所以能在新幾內亞停留，是因為他持有英屬澳洲殖民當局發放的通行證；拉德克利夫-布朗在澳洲的研究離不開政府耐落（sedentary government）與宗教、警察機構的居住許可。知識的義務（把繁雜的制度記錄出來）與統治的便利（用這些制度去收稅、徵勞、判案），用的是同一份資料。這種不安在一開始並不明顯，但到了 1930 年代已經有了自覺的反彈：一些田野人類學家（如奧黛莉·理查茲在羅得西亞、莫妮卡·亨特在南非）正是利用對當地制度的精確理解，去批評政府強行合併部落土地與徵調勞力的政策。在更早的這幾十年裡，這門學問的主要服務對象，確實是統治者。

第二，十九世紀的人類學也意外地提供了帝國不想要的思想武器。一方面，「母系社會」與「原始崇拜」的研究（巴霍芬、麥克倫南）表明，基督教與父權制並非唯一或天然的秩序；另一方面，泰勒與摩爾根雖然畫了演化的階梯，卻都堅持一個前提：人類各群的心理構造相同——這個前提在邏輯上指向種族平等，使奴隸制與種植園經濟賴以立足的「天生優劣論」失去了科學靠山。1900 年前後起，這條線在波亞斯手中被交織成正式的「文化相對論」。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驅動因素，通常被人忽略：全球性人力流動的歷史轉折。十九世紀大規模的奴隸制廢除（1833 英國、1865 美國）與契約勞工的跨界流動（印度、中國勞工赴加勒比、東南亞、非洲），製造了社會中族群混居的新現實，迫使歐洲的行政者、牧師與法官都需要一份能夠理解異族規則的專業說明。人類學成了帝國多族群社會的「制度翻譯」，這份實用需求之堅實，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獵奇心。

回望這一段，可以畫成下面的因果圖。

在下一章，人類學的兩位改造者將要出場：一位用體質人類學量尺精準反擊種族決定論的德國移民博厄斯，與三個把人類學送進田野的年輕人。帝國這把雙刃劍的正面，即將被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