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四大分支在美國的建立#

博厄斯把「人類學是研究人的整體的科學」這個理念，變成了美國大學院系的一張組織表。這一張表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美國與亞洲人類學，值得專門講一講它的來龍去脈。

四大分支是：體質人類學（physical/biological anthropology）、考古人類學（archaeology）、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一門學科包含四個領域，這在全球人類學的版圖上十分特別——英國人類學主要指社會人類學（社會結構），法國則把民族學與史前史分開。美國的「四分法」，有其自身的歷史成因。

成因有三層。

第一層是研究對象的現實。十九世紀末的美洲原住民，在被砍伐、疫病與政策擠壓之下，人口急速下降，語言瀕危。這給學者帶來一種緊迫感：要在整個文化被吸進歷史之前，把它完整地搶救下來。但你不能只搶風俗——原住民沒有文字，風俗記錄在故事與語言中；要復原史前的遷徙路線，得靠考古；要理解族群差異，得靠體質測量；要進入他們的分類世界，得先掌握語言。博厄斯的經驗正是這樣走過來的：他在巴芬島調查海流，接著研究因紐特人的語言與生活；對他而言，「一個對象、多種方法」是天然整合的研究方式。

第二層是機構的偶然。美國的人類學最初設在博物館（史密森學會、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等），機構本身就同時需要考古、民族學與體質幾方面的藏品與知識。博厄斯先在博物館工作（費城、芝加哥、紐約），把這種多面向工作模式帶進哥倫比亞大學；他的學生們進一步把「四大分支」制度化，帶到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地，形成全美標準。1902 年美國人類學協會的成立，可以說是把「四大分支模型」正式推展到全美的一步；到 1910 年代，各系已普遍以四分支設置必修課。簡言之：不是先有四大分支才有博厄斯，而是博厄斯與他的學生用制度的方式，把四種技術整併保留了下來。

第三層是方法哲學：人類學要研究的是人，而人是同時身處化石、骨骼尺寸、語言符號與意義網之中的生物。把這四把尺一起畫在人身上，就能避免「單一學派把整門學科帶向其中一種極端」的悲劇——無論是純遺傳決定論、純生物主義，還是純觀念論。這種「多尺度審查」的方法哲學，使美國人類學在整個二十世紀保持了科學色彩，也讓它有立場去拒絕單一本質論的解釋。

制度化的細節也值得一看。1896 年博厄斯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人類學系由克羅伯於 1901 年建立；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系也在二十世紀初相繼成立。到 1930 年代，美國已有十幾個人類學系，而其中大多數系主任直接或間接出自博厄斯的哥倫比亞門徒網絡。學科的制度空間則有美國人類學協會（1902）與期刊《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創刊於 1888 年）作為支撐。

四大分支的內容中，最值得多說一句的是語言人類學，因為它提供了一件威力強大的思想武器：所謂「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後被通俗化為「薩丕爾—沃夫假說」）。博厄斯在《美洲印第安語言手冊》（1911）中寫道：不同語言對世界的編碼，本身不是一種「較落後」的東西，而是一整套不同的分類。凡是語言必須區分的事物，用母語的人都會自動注意；凡是母語不要求標記的，就用其他方式表達——這都是分類方式的選擇，不是心智品質的高下。這個洞見，後來由博厄斯的學生薩丕爾，再由薩丕爾的學生沃夫（Benjamin Lee Whorf）發展嚴格論證，成為二十世紀語言人類學的基礎。

四大分支制的實義，也許可以總結成一條連鎖：講田野的學門，都要能回答三個問題——歷史從哪裡來（考古＋體質證據）、現在怎麼活（民族誌）、其邏輯是什麼（語言＋文化分析）。博厄斯學派用四把尺量人，最大的分野在於：這門科學拒絕接受單一的「演化階梯」能夠解釋人。在這個意義上，四大分支不只是機構表，也是人類學史上第一個針鋒相對於歐洲中心階梯的知識結構。

但在大西洋另一側，同一件事卻走成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線，它是英國流行的、講結構的功能主義。而這條路的開創者，是一位波蘭年輕人。下一章，讓我們跟著他一起登上前往特羅布里恩群島的最後一艘郵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