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米德與《薩摩亞人的成年》：天性還是文化#

1925 年 8 月，一位二十四歲剛讀完博士課程的美國女性獨自搭船前往薩摩亞。她叫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她此行要回答一個緊張的問題：青春期的焦躁、衝動與混亂，是荷爾蒙的生理必然，還是西方文明的產物？

這個問題的背景，是當時心理學與生物學的激烈戰場。美國心理學的主流（如霍爾 G. Stanley Hall）主張青春期是「風暴與壓力」的必然階段，屬於生理決定。而米德的老師博厄斯在哥倫比亞大學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問題意識：如果青春風暴是普世的生物規律，那麼每一個社會的少年都應同樣狂暴；如果薩摩亞少女的青春期毫無風暴，那「風暴」就不是「天性」而是「文化」。

米德要做的，其實是一種「跨文化自然實驗」——在兩個社會之間做對照，以分離生理與文化的影響。但這種比較要成立，最關鍵的資料是非西方社會中少女的私密生活——月經禁忌、情慾、屋內夜話——而這些內容，男性人類學家幾乎從聽不到第一手的報告。米德是以少女同輩姊妹的身分進入田野的，這是「性別即方法論」的第一次自然示範。

《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的核心觀察有三個：

在薩摩亞傳統村落中，青春期的戲劇性很低。月經與初潮只帶來短期的小禁忌；少女的勞動、社交與婚嫁由同村女孩共同分擔，個人的壓力負荷很小。
對情慾與婚姻的社會規範比美國寬鬆：試婚、離婚與再嫁都有制度位置，性行為不與「毀掉女性一生」牢牢綁在一起。
薩摩亞的親屬結構——孩子由多戶家庭分擔撫養、紀律太嚴就搬到親戚家住——大幅降低了親子衝突的強度；在美國蔓延的家庭拉鋸，在薩摩亞顯得不那麼劇烈。

由此她得出了震撼全美的結論：青春期的風暴是文化選擇的結果，不是生理必然。青春期不是生物宿命，而是一個文化的變數。這本書迅速成為美國暢銷書——第一次，一位人類學家走進了中產階級家庭，把「文化可以改變、我們不必如此」的訊息，寫進了民眾的家庭生活。她因此成為二十世紀美國最知名的公共知識人之一，也為「把人類學講給社會聽」開了一個持久的傳統。

書也為人類學迎來了不常見的火力——反對者絡繹不絕。

1983 年，澳洲學者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米德與薩摩亞：一場人類學神話的寫作與摧毀》，主張米德被年輕受訪者戲弄（Fa'apua'a 本人晚年受訪時說「我們是跟她開玩笑」），其實薩摩亞社會在基督教影響下性道德相當嚴格，青春風暴是普世的生物規律。這就是二十世紀人類學最著名的「米德—弗里曼論戰」。學界的主流回應有三點：其一，米德的原始聲稱是「文化可以塑造人格的形態」，不是「薩摩亞毫無性別規範」；其二，薩摩亞社會在 1920 到 1980 年代之間因基督教與殖民管理而劇變，兩份資料研究的其實不是同一個時間切片；其三，之後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整體上仍支持「人格形態受文化影響」的結論。今天的一般評價大致是：米德個别的田野結論有瑕疵，但「人格受文化塑造」這個方法論命題並沒有被推翻。

米德的兩項附加成就也不該省略。一是 1935 年的《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她在三個鄰近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社會中發現，男女的角色與「性別氣質」各不相同——阿拉佩什人男女溫和親愛，蒙杜古馬人男女皆暴烈好鬥，而查姆布利人以女性主導經濟、男性從事裝飾。刻板的性別特質顯然是文化設計，而非生理宿命。這本書後來成為 1960–70 年代女性主義思想的科學支柱之一。二是她在二戰之後開創的「美國國民文化研究」（national character），以及 1970 年出版的《文化與承諾》：她把文化分為「後輩向長輩學（前喻）」、「同輩互學（並喻）」、「長輩向晚輩學（後喻）」三型；她說，在急速變動的時代，年輕人反而成了文化的老師。

回看 1925–1935 年的太平洋，這是一位二十幾歲的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學界中工作，批評當時由男性視野定義的「人性」。性別、青春期、人格與自然，人類學史上第一次，女性的生活經驗以第一手田野資料的方式，成為大寫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