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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憂鬱的熱帶》與二元對立的心靈結構#

1934 年冬天,一位二十六歲的法國青年哲學教師登上了開往南美的大西洋郵輪。他叫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應邀到聖保羅大學任教社會學。他在巴西的所見迅速把他從哲學推向民族誌:城市邊緣的原住民正在疫病、墾殖與種族主義政策中急速消失。他意識到:如果不立即走進內陸雨林,這些文化在幾年內就會無法挽回地消失。1935–1939 年間,他完成了四次田野:巴西中部的卡因甘人(Kadiwéu)、博羅羅人(Bororo)與南比夸拉人(Nambikwara)等。

他的開場就夠震撼:1938 年,他帶領一支小型探險隊深入南比夸拉人的地區。他親眼看到這個被疫病與墾殖壓迫的族群人數只剩幾十人;他教了一位本地少年讀寫,並觀察讀寫能力如何反過來造成一種殘酷的知識不平等——這段觀察後來寫成著名的論文〈文字與歷史的教學式毒藥〉(見《憂鬱的熱帶》中的短文),顛覆了歐洲人對文字技術的自傲:文字最先大多是為了記錄賦稅、清點奴隸與詳細課税而發明的(如蘇美爾宮廷的會計泥板),它的第一用途是支配而不是解放。這個現實主義的警告,七十多年後仍在數位媒體與教育政策的爭論中迴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他的人生。1940 年納粹佔領法國,他是猶太人,被迫流亡,先到紐約的新社會研究學院任教,與同樣流亡的俄國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朝夕相處。這段友誼是本書第四篇的關鍵時刻:他把音位學分析的「差異系統」方法,從語言移植到親屬制度與神話。1950 年代他的方法逐漸成形:1949 年出版《親屬的基本結構》,1955 年出版《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1962 年出版《野蠻人的心靈》(La Pensée sauvage)與《今日的圖騰主義》。連同他在結構主義的名義下重建人類學的努力,讓他成為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人類學家。

《憂鬱的熱帶》是一部不同尋常的書。它是民族誌、自傳、哲學隨筆與旅行作品的混合物,開篇第一句就是一個反叛:「我憎恨旅行,我憎恨探險家。」李維-史陀的態度是:旅行的快樂是廉價的自我娛樂;真正的人類學工作,是透過異文化看見自己的文化枷鎖。這本書的結尾,是哲學的重塑:他認為西方文明誕生的「新大陸人」與原野之間的「文明」,毀滅了地球的生態與精神的多樣性。他斷然說,人類學家的職業倫理是「哀悼的職業」(the profession of mourning)——在人類文化多樣性被資本與帝國縮減的過程中,人類學家像葬禮上的執事。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核心命題如下。李維-史陀受了三種思想的交匯:

  1. 地質學與馬克思:世界的表面之下有深層結構不變;
  2. 弗洛伊德:《夢的解析》——心理的表層之下有潛意識的深層法則;
  3. 雅各布森的結構語言學:語言不只是詞彙的總和,而是「差異的系統」;每個音位只在與其他音位的差異中獲得意義。

他由語言學轉向親屬制度。他說:親屬稱謂與婚姻規則也像音位,是「差異的系統」;重要的不是母親或舅舅個人,而是這些稱謂在關係網上的位置。在《親屬的基本結構》(1949)中,他主張親屬制度的「最小結構」建立在女人在群體之間的交換上:舅甥關係、亂倫禁忌與「外婚制」,都是同一套邏輯——女人作為交換媒介在群體之間流通——的體現。(這個「女人交換」的框架後來被 1970 年代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嚴厲批評,說它恰恰把女人物化。)他最大的理論渴求,是把人類心靈的共同結構找出來。他說:南美洲神話與歐洲神話之間的差異,不是文明程度的差異,而是心靈對同樣深層對立的不同「處理方案」;「野蠻人的心靈」與「科學的心靈」同樣精密,只是切分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著名的對比是工程師與修補匠(bricoleur):科學家按規劃使用為此目的定制的材料,而「野蠻人」用手邊現成的材料拼裝象徵世界——不是一方優於另一方,而是兩種心智運作方式的差別。

最精彩的是「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s)的核心命題。李維-史陀認為:人類的心靈功能是通過二元對立(生/熟、內/外、天/地、自然/文化)來整理經驗的;這套機制植根於大腦,是普世的心靈結構。他用這個假設去解釋神話:一個神話(如俄狄浦斯)的意義不在於表面情節,而在於它如何「調和」一組結構上無法和解的對立(如「相信人由大地所生」與「知道人由兩性所生」)——神話是心靈和諧化的機器。

李維-史陀的著作在 1960 年代成為法國思想的樞紐:拉康、巴特、傅柯與德希達,都與結構主義正面對話或由之出發。1959 年他開始主持法蘭西學院的社會人類學講席,1973 年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成為二十世紀法國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就本書的視角而言,李維-史陀的一項歷史意義不可低估:他把人類學從「描述異地的奇風異俗」提升為哲學的核心學科,與語言學、心理學、文學批評同在一張論證長桌上。一位人類學家在 1955 年的開卷第一句話——「我憎恨旅行」——是這門學問真正成年的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