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吉爾茲與《文化的解釋》：深描的誕生#

1973 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1926–2006）出版《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這部論文集的出版，被日後的學界公認為一個轉折點：人類學的重心，由「社會結構」與「文化功能」，正式轉向「意義」與「詮釋」。本書的故事線就此轉入第四範式：人類學不再問「社會如何自我維持」，而是問「人的行為在其文化脈絡中，究竟『意味著』什麼」。

吉爾茲本人的人生軌跡值得細看。他在哈佛大學的社會關係學系接受訓練（帕森斯式的功能論傳統），1950 年代以多點田野起家：先做爪哇調查（1952–1954），後轉峇里島，再到摩洛哥（1960 年代晚期），一生建立三個田野基地。他的早期著作有《爪哇宗教》（1960）、《農業內捲化》（1963——「內捲化」involution 一詞由此流行）等。1970 年起他轉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社會科學教授，一直到去世前仍在寫作。他常自嘲自己不是宗教信徒，卻以宗教場域與象徵系統的分析聞名。

《文化的解釋》的核心觀點，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一詞——其實是他從哲學家賴爾（Gilbert Ryle）那裡借來的。賴爾的著名例子：兩個會眨眼的孩子（眨眼與使眼色），在生理組織上完全一樣，但意義完全不同——眨眼是肌肉作用，使眼色是信號；而第三個人在一旁模仿「使眼色的人」，又是一層意義。吉爾茲說：這就是社會人類學的工作——不是「觀察行為」，而是「追蹤意義的層層結構」。一個完整的民族誌，就是這樣的深描；一個民族誌家的筆，必須能一筆一筆寫出這種意義結構。

由這裡，他發展出了他的整體理論：

• 文化不是行為的總和，而是「懸於其上」的意義之網（借用韋伯的話：人是懸掛在由自己織成的意義網上的動物）；
• 人類學不是實驗科學，而是「找意義的工作」，其成就是「釋義/解釋」（interpretation），而非定律；
• 民族誌的證據，是「我們能與當地人真正談得通的觀察」，因此民族誌寫作必然是「我們的建構」——這一點成為他的反思性方法論的先聲（1983 年《地方知識》已是此物）。

在《文化的解釋》中，他提出了一個公認的關鍵概念：「文化做為文本」。一種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由所有人自己寫下的文集」（a text of one's own invention）。人類學家的工作，是讀懂這份「作者已死、讀者我們來」的文本。

吉爾茲還提出了「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法律、經濟與政治的理性不是普適的，而是植根於各個社會自身的象徵結構。他的論文〈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把宗教解析為一整套由符號構成的、同時料理認知與情感的體系，成為宗教人類學的當代經典；他的《尼加拉》（Negara，1980）以十九世紀峇里島的「劇場國家」為例，提出「政治即表演」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政治人類學。

吉爾茲的方法也有他自己的難點。批評者指出：他解釋的「意義」，究竟是誰的意義——當地人的，還是人類學家的？1980 年代《寫文化》一書與反思人類學的潮流，正是由此接手（見第 10 章）。政治經濟取向的學者也不客氣地指出：他過於關注象徵的優雅，而忽視了結構的暴力、權力與階級。吉爾茲本人在〈人類學是人與人的對話？否，人類學是人與意義的對話〉式的答辯中，始終主張民族誌的偽善不難，難的是「作者現身的誠實」。

但在總結吉爾茲之前，我們應該轉向他的方法（與思想風格）的最佳案例：一場峇里島的鬥雞，被讀成了一部文化的莎士比亞。此即下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