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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寫文化》：人類學家的權威危機#

1986 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論文集——《寫文化：民族誌詩學與政治》（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由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與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主編。本書的源頭，是 1984 年在新墨西哥州聖塔菲的「美國美洲學院」召開的一場封閉式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史學家雷納托·羅薩爾多、拉比諾與多位人類學家。出版後，它被視為一次「自內爆炸」：人類學有史以來第一次，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自己的寫作本身。

民族誌這種文體，自馬林諾斯基以來，一直被視為一手研究的科學記錄——作者在田野確立資料，回國後以看似客觀的手法寫成書；讀者因此相信書中的世界就是「當地人的世界」。《寫文化》的作者們指出：這種信任建立在幾個未經檢驗的假設之上：

  1. 田野就是一個「地點」——而現代世界早已是全球互聯的系統，選一個「村落」做田野的預設，其實是想像了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疆域。
  2. 民族誌是「純屬觀察」——而吉爾茲自己早已承認，民族誌寫作必然是「作者的建構」。那麼這個文本的美學與修辭，就不是次要的風格問題，而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問題。
  3. 作者的權威：民族誌以「我」的視角寫，卻讓「我」在文本中幾乎消失（馬林諾斯基式的第三人稱寫法）；作者一消失，就偽造出一種「無人稱的科學」幻象。
  4. 民族誌的政治：當一個科學文本壟斷了「現在的土著」的表述權，當地人自己就被剝奪了發言權；而歷史上殖民行政與民族誌的纏繞，早已把這門學問放在政治不清白的一側。

這本書引發的連鎖反應，是人類學史上著名的「反思轉向」（reflexive turn）。

克利福德的導論提出：民族誌是「真實生活的虛構」（fictions，取其「人為製作」之本義），既是修辭的，也是權力的。羅薩爾多的論文〈從頭顱獵手的死亡頁〉借他在伊龍戈的田野談「哀悼與憤怒」如何扭曲研究者的敘述——他把情感的歷史與歷史的情感帶進民族誌批評。拉比諾則把科學倫理與「田野工作做為一種現代經驗」攤開。而馬庫斯此後十年發展出「多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1995 年的著名論文與《現代性的人類學》不成書）主張：田野不再是村莊，而是「一件商品、一個隱喻、一個人物、一段情節、一場衝突」在這個世界上移動的軌跡。

反思轉向的直接產物有兩個。

第一個產物是多點田野。田野不再限於一地：可以是「一條供應鏈」、「一件商品的全球路徑」、「一台設備的社會生命」、「一項技術的爭議過程」。這一方法把跨國企業、實驗室、公共衛生與媒體平台納入了田野的範圍，成為二十一世紀醫療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組織研究與網際網路研究的共同底座。第一節（第 11 章）將講巫毒經濟的延伸。

第二個產物是「書寫者的現身」：承認民族誌文本不是透明玻璃，而是作者的修辭。這促成了 1990 年代的第二代方法論：如魯斯·貝哈（Ruth Behar）與傅高義（Deborah Gordon）主編的《女性書寫文化》（Women Writing Culture，1995）直接指出，《寫文化》本身也以男性為中心的寫作史為主的敘述，忽略了女性人類學家百年來的實踐傳統——從米德到魏斯勒學派的實際寫作。合作民族誌、自傳式民族誌與共同署名的寫作，在這條線上被制度化：當地人由「被研究對象」變成了共同作者與共同分析者。

《寫文化》當然也有自己的悖論。反思寫作提高了學科自我批評的高度，但也一度削弱了民族誌做為「一手資料科學」的信心；1990–2010 年代，不少人類學系轉向媒體、實驗文學與文化批評。而當田野的「一地」變成「一包」，田野方法的成本與訓練難度也急劇上升。這個張力，到二十一世紀才以「合作民族誌＋數位田野」的方式重新獲得平衡：本地研究夥伴共同設計問題，資料共同擁有，文本共同署名——它已成為當代人類學的主要倫理共識。

從整體上看，《寫文化》真正的歷史工作，是把人類學由「研究他者」的位置，改造成「研究人類與他者的關係（含研究者自身的位置）」。這一轉變，直接決定了本書下一節的主題：女性主義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