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標籤理論與「經典個案」的微觀世界（1960 – 1970 年代）#

高夫曼把社會生活變成劇場之後，另一批社會學家加上了更尖銳的觀察：互動不只是表演，還是一種「判決」。這一節講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與「街角社會」的一批經典田野——微觀社會學的黃金年代。

標籤理論：社會是怎麼「製造」越軌者的#

1963 年，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出版《局外人》（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書裡抽去了越軌行為的「本質論」：以大麻使用者為例——重點不是行為的性質，而是他被社會「標籤」為越軌者之後，如何被推上一條職業化的軌道（抽食者→夜店常客→職業爵士樂手→「局外人」）。貝克爾的核心命題是：

越軌行為不是行為本身的性質，而是「他人對行為的反應」——社會創造了越軌者。

這句話的譜系可以沿到涂爾干（《社會分工論》中「犯罪的必要性」——任何社會都需要某種「越軌」來劃界）以及芝加哥學派對非正式群體的田野。標籤理論的歷史場景是 1960 年代的美國越軌研究：研究對象涵蓋青少年犯、精神病人與性少數。舒爾（Edwin Lemert）1950 年代的「初級／次級越軌」區分（被標籤之後的行為改變才是「次級越軌」）是另一個關鍵術語。其政策意涵極大：把「矯正越軌者」的司法與醫療，改成「處理標籤與歧視」的社會改革——1970 年代多年英美司法與精神醫療「去機構化」的政策討論，都有這條思路的參與。

街角社會：也可能是「局內人」的研究#

與標籤論近同期的田野作品，被後世命名為「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系譜——意指以街坊、場所、次文化單位做主的細密觀察。最著名的一本是哈佛大學的威廉·富特·懷特（W.F. Whyte）1943 年出版的《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他在波士頓的義大利裔社區住下三年多，跟著街角幫、俱樂部與地方人物「同起伏」，寫出這個移民社區的組織結構——「街角幫」與「社會領袖」的兩種等級，以及非正式網絡如何影響政治與社會流動。當然，這項研究有它的時代侷限：懷特本人後來承認的取樣與視野偏窄，它代表的是 1940 年代白人社會學家的視角；但它的田野技術流傳至今。

另一本是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1962 年的《都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波士頓西端的義大利裔文化底層社區在戰後城市更新中被整批拆遷，居民被分散安置——甘斯證明，這個被規劃者視為「貧民窟」的社區，內部其實是緊密的互助網；拆遷政策斬斷了社會紐帶，只解決了「空間」。這本書成為「空間政策傷害社會資本」的奠基個案。

交換與儀式：微觀的經濟學#

這個時代還有兩條支線值得交代。

一條是布勞（Peter Blau）1964 年的《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把齊美爾與莫斯的「交換」形式化——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帶著不對等的交換結構：有人給予、有人回報，而權力的微觀基礎就在「不對等」中成長。這本書成為「微觀到宏觀接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另一條是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1967 年的《俗民方法論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人們日常是用什麼方法「做出」社會秩序的？他的招牌方法是「破壞實驗」（breaching experiments）：故意對簡單對話追問到底（「你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看對方在幾秒之内如何錯亂——結論是：日常秩序既脆弱又堅固，因為它每一秒都在被所有人「無意識地重新施工」。

微觀社會學的政治底色：霍華德·貝克爾與六十年代#

1960 年代的微觀社會學帶著政治色彩。貝克爾、加芬克爾、高夫曼等人當時常被貼上「局內人同情的」標籤——不是因為他們主張什麼主義，而是因為他們把研究的對象從「權威者」換到「被支配者」：罪犯、病人、學生、侍者、基層公務員。這個視角在 1970 年代被女性主義社會學拿起來（性別做為日常的差序表演）、在 1980 年代被種族研究拿起來（日常的種族歧視被視為持續的微觀政治）。今天全世界的社會學概論，都會把高夫曼與貝克爾排在一起教——他們確立了微觀與日常這一極的正當地位。

我們的故事至此有了宏觀（結構）與微觀（互動）的兩條腿。但為宏觀與微觀之間搭橋的任務，將由兩位戰後思想家完成——一位把批判理論帶到美國並留下「社會學想像力」的米爾斯，正在下一章等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