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布迪厄：品味不是天生的，階級是被複製的（1970 – 1990）#

一九七九年的巴黎，經濟危機、失業攀升，而法國的中產階級普遍相信一件事：「努力讀書就能翻身」。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這一年出版《分異》（La Distinction, 1979；英譯 1984）。他用近千份問卷與照片的調查資料，把這個信念拆開來看，結論冷峻而精緻：教育不是階級的天梯，而更接近一台階級的複印機。

慣習：身體裡的社會結構#

布迪厄的核心概念是「慣習」（habitus，源自亞里士多德的 hexis，取道中古拉丁）。慣習不是意識或觀念，而是「持久地刻在身體上的社會化傾向」：站姿、口音、選餐廳的直覺、哪些話會失禮、什麼場合需要「隨意」——這些都不是學來的知識，而是從小在特定環境中被環境「浸泡」出來的身體習性。

慣習的威力在於：它讓經濟條件的差異表現成一種「自然的差異」。工薪階層的孩子在面試中的拘謹、措辭的猶疑、姿態的失措，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慣習不合——而面試官（多半中產階級出身）把這份不合讀成「素質不好」。一個詞概括這種誤讀：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不用拳頭的暴力：被支配者往往同意支配者對自己的評價，這是權力最省力又最持久的形式。

四種資本與「再生產」#

布迪厄提出「資本」的多元概念，接手馬克思但把概念擴展：

四種資本可以互相轉換，但轉換有成本、有摩擦。這就是「階級複製」的真正機制：經濟資本可以買到最好的學校，卻買不到「欣賞詩歌時從容的姿態」；文化資本必須從幼年開始，在日常生活中一天一天浸入——所以中產與上層階級的教育優勢，很大程度上在學校「外面」就已經完成。學校體系再以「能力」之名把這種不平等轉編碼為「品質」，用文憑正式化——這就是再生產（reproduction）。布迪厄與帕塞隆 1964 年的《繼承者》最早提出這個思想，同時代的美國科爾曼報告（1966）做出了類似的實證結論。

「品味」做為分類的自動化機器#

《分異》的主題可以濃縮為一句話：經濟條件造成的品味差異，被重新編碼為「天生的貴賤」。上層階級偏好「形式化」的藝術（抽象繪畫、現代音樂、無標題的古典樂），因為他們的慣習可以輕鬆地抽離內容、只欣賞形式；工薪階層偏好「內容直接傳達」的文化（歌者、笑話、敘事強烈的電影），因為他們的慣習重視「實用」與「情感投入」。兩種品味不是高低，而是兩種不同的邏輯——但社會把前者排在後者之上，並讓這個排序「看起來本來就該如此」。當工人自己羞於展示自己的文化、以免顯得「不會品味」時，階級的符號暴力閉環就完成了。

布迪厄晚年：公共知識份子的轉向#

布迪厄是個轉向很劇的學者。1990 年代他從「學院」轉向公共抗諍：1995 年他登上火車站廣場與電視節目的舞台聲援法國公部門工人的大罷工、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去世前出版了一系列批判市場至上主義的小冊子。他同時是「研究者的自我批判」的倡導者：社會學者必須先認識自己身在什麼社會位置，才有資格分析他人——「反身性」（reflexivity）是他留給社會學的重要紀律。

布迪厄的遺產在性別研究（他與《男性統治》）、教育研究的「文化資本」實證（如 Annette Lareau 的《不平等的童年》）、飲食與消費研究、媒體研究——都被直接或間接接住。但他也被批評為：太決定論（「慣習」是不是忽略了個人的能動性？）、太法國中心（不同社會的分類機制不同）、理論缺乏「崩解」的邏輯（為什麼這個複製機器早晚會鬆動？）——這正是下一章大辯論的主軸：結構到底多硬，行動到底多有力？

第十章，全球化、風險與流動的現代性——社會進入了新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