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結構與行動的和解：吉登斯、後現代與第二現代（1976 – 2000）#

在貝克與鮑曼登場之前，社會學的理論世界內部有一場先行的清理：七十年代末的宏觀－微觀、結構－行動的重重對立，需要有人出面做真正的總結——這一節結束二十世紀的理論線索，看看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的大辯論。

米爾斯的「社會學想像力」：先提出問題#

1959 年，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的《社會學想像力》為美國學院社會學敲過警鐘：他批評「抽象經驗論」（大調查、統計對民眾的生活無動於衷）與「宏大理論」（帕森斯式的閉門造車），主張把「個人煩惱」（troubles）轉譯成「公共議題」（issues）——失業不是個人失敗，離婚不只是個人性格，這種轉譯的想像力才是社會學的價值。他的書在 1960 年代學生運動中極受歡迎；他本人早逝（1962 年心臟病去世，四十五歲），是戰後美國社會學最有活力的異議者之一。

帕森斯與宏觀理論的「大教堂」#

戰後美國社會學的「盟主」，是哈佛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他把韋伯與涂爾干調配成一個宏大的「結構功能論」：社會的維持靠幾種功能的配合（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潛在模式維持——AGIL 框架），而社會的制度恰好分工完成這些功能。這個理論被批評為「只看和諧，不看衝突」——衝突論（如米爾斯、達倫多夫）與互動論都拍在它的城牆上。默頓（Robert K. Merton）比較謙和地修正：制度有「顯功能」，也可能同時有「隱功能」（正面的或負面的），不必要求各功能完美銜接。

吉登斯：把結構與行動「綁」在一起#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 ）在七十年代末對這條大辯論提出一種新解法——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1979《社會學的中心問題》、1984《社會的構成》）：

社會結構不是一堵牆，而是「規則與資源」，是行動者在時空中使用的「語法」。
行動者不是被結構決定的木偶，也不是萬能的自由人——沒有結構，就沒有行動的可能；而結構也只存在於持續的行動之中（正如語法只在說話時存在）。
「結構的二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結構是行動的中介，也是行動的結果——行動者在動用結構的同時，也就把它重新塑造了。

這一提法避免了「人被社會決定」與「社會只是個人心象」兩端的極化，是二十世紀末社會學理論最有影響力的綜合之一。在美國，《社會的構成》引來的迴響重點是「布迪厄與吉登斯能不能調和」，在歐洲則是引發了對「田野中的結構」的大量實證。

後現代大辯論：「一切都落幕了嗎？」#

與吉登斯轉向綜合的同時，法國思想界掀起「後現代主義」浪潮：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後現代狀況》（1979）宣告「宏大敘事的終結」——歷史、革命、進步、解放，這些「大故事」都失去了普遍性信用；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宣稱「消費社會」中的符號已經取代實在（「擬像」）。這一思潮在社會學的兩岸各有反應：拉希與厄里（Scott Lash / John Urry）主張社會學需改寫範式；哈伯瑪斯與吉登斯則堅持「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計畫」（哈伯瑪斯的話）——輕率地宣告「後現代」，等於放棄對理性的批判性修復。

1989 年東歐劇變與 1991 年蘇聯解體，打開了「歷史終結了嗎」的大討論（福山 1989/1992）；同時，「去工業化」與「新自由主義」（1979 英國柴契爾、1981 美國雷根上台後的政策轉向）成為制度社會學的研究焦點（如 Skocpol、Streeck 的比較政治經濟學），把注意力拉回「資本主義的變種」：這是二十一世紀「不平等」研究（皮凱提 2013）的先聲。

「第三條路」：社會學家的政治參謀角色#

吉登斯在 1990 年代的第三個身分是「政治顧問」：他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思想體系貢獻了「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1998《第三條路》），主張社會民主黨應接受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以「投資人而非發放者」的國家角色重構福利——這套話語在 1997–2007 年的英國與德國（施羅德）等地被廣泛採用，也在金融危機之後成為批評的靶子。這提醒我們：社會學家擔任政治參謀，成果是兩面的。

二十世紀的理論在這一節完成了它在「結構與行動」「宏觀與微觀」上的大連結，但也留下了「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平等的複製」「全球風險」的未解問題——這些主題，正是第五篇的主角：演算法時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