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轉到

費迪南德・保時捷與氣冷後置引擎#

1875 年,費迪南德・保時捷(Ferdinand Porsche)出生於奧地利波希米亞邊境的馬費爾斯多夫(Maffersdorf,今捷克佛爾斯拉維采)一個鐵匠家庭。他是家中第三子,父親安東・保時捷期待他繼承鐵匠鋪,但少年費迪南德的興趣全在電——他在自家閣樓拉電線、裝電鈴,十八歲時偷偷在夜間為全鎮裝上電燈系統,被父親發現時只換來一頓怒罵。他沒有受過正規工程教育,只在維也納的工業學院旁聽,其餘全靠自學。這種「無文憑的天才」身分,讓他一生帶著近乎偏執的自信:他相信自己對機械的直覺勝過任何學院理論。

從輪轂電機到世界博覽會#

1898 年,二十三歲的保時捷進入維也納的雅各布・洛納(Jakob Lohner)馬車製造公司。他為電動車提出了一個大膽方案:取消傳動軸與齒輪箱,把電動機直接做進前輪輪轂裡。1900 年巴黎博覽會上,這輛 Lohner-Porsche 電動車震驚全場,輪轂電機(hub motor)的概念比今日電動車的輪轂馬達早了一個世紀。為克服電池太重的問題,他更進一步設計出油電混合車「Mixte」,以汽油引擎發電驅動輪轂電機——這幾乎是二十一世紀混合動力車的百年前身。

Austro-Daimler 與 Mercedes SSK#

1906 年,保時捷轉任奧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技術總監,設計出 Prince Henry 賽車等名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軍用引擎設計獲頒榮譽博士學位。1923 年他跳槽斯圖加特的戴姆勒(Daimler-Benz 前身),主持開發了搭載機械增壓六缸引擎的 S、SS、SSK 系列——Mercedes SSK 至今仍是賽車史上的傳奇。但保時捷的夢想始終是「人民的車」:他想造一輛人人都買得起的小車,戴姆勒董事會卻認為這與品牌的高端定位不符。與董事會的激烈衝突,使他在 1929 年黯然離職,短暫替 Steyr 與 Mercedes 工作後,於 1931 年 4 月在斯圖加特創立自己的工程事務所——「Dr. Ing. h.c. F. Porsche GmbH」。公司最初的生意是替 Wanderer、Zündapp 等廠設計小型車,卻始終沒有量產機會。

希特勒的「國民車」#

1933 年希特勒上台,提出兩個汽車夢:一是賽車計畫(催生了銀箭賽車),二是讓每個德國家庭開上汽車的「國民車」(Volkswagen)。1934 年,保時捷帶著他的小型車構想赴柏林會談,希特勒當場在紙上畫出他心中的車形,並定下苛刻條件:油耗、車速、能載兩名成人與三名兒童——售價不得超過 990 帝國馬克,約當一般工人半年多的薪水。當時德國最便宜的车也要兩千多馬克,這個價格在業界看來近乎瘋狂。

保時捷的解法是一部教科書式的緊湊廉價哲學:引擎放在後軸之後,取消傳動軸,省去中央通道,車內空間極大化;採用氣冷引擎,免除水冷系統的水箱、水泵與漏水之虞,適合寒帶冬天與缺乏保養能力的主人;水平對臥四缸( boxer)重心低、運轉平衡;懸吊用扭力樑配橫向葉片彈簧,零件少而耐用。為了驗證車身形狀,他在斯圖加特建了簡易風洞測試模型,最終定型為流線的「甲蟲」造型。

制度的狂熱與戰爭的干擾#

國民車計畫並非單純的工程案,而是納粹體制的宣傳工程。「Kraft durch Freude」(力量來自歡樂,KdF)組織發行強制性的儲蓄購車券,每週存 5 馬克,承諾存滿即可交車。約 34 萬德國人簽約繳款,然而戰爭爆發,工廠於 1938 年在沃爾夫斯堡(Wolfsburg)動工後,1939 年即轉產軍用車輛與 Kübelwagen 軍用版甲蟲。沒有一個儲蓄者拿到量產國民車——他們的錢戰後成了糾紛。

保時捷本人深度捲入戰爭經濟。他的公司承接軍用車輛設計,甚至涉入虎式戰車的競標(其電傳動方案落敗,卻留下 90 底盤改裝為驅逐戰車)。他與軍備部長史佩爾(Albert Speer)關係密切,其工廠使用了強制勞動。戰後這段歷史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污點。

監禁與遺產#

1945 年 12 月,應法國政府邀請赴談判「法國國民車」的保時捷,與兒子飛利(Ferry)、女婿皮希被法國以戰犯嫌疑逮捕。法國汽車業(後來的雷諾 4CV 計畫)顯然想借重他的才華,但他拒絕在佔領體制下屈服,被監禁於第戎與巴黎近郊長達二十個月,直到 1947 年 8 月才以鉅額保釋金獲釋。此時他已七十二歲,健康崩壞,只能坐在輪椅上看著兒子完成事業。

獲釋前的獄中歲月,正是保時捷家族最艱困的時刻。飛利・保時捷在斯圖加特以甲蟲零件拼出了第一輛保時捷 356——中置引擎試作車「356 No.1」就在 1948 年 6 月上路。1950 年,老保時捷坐著輪椅到沃爾夫斯堡參觀甲蟲量產線,看著自己 1934 年的設計以每分鐘一輛的速度駛下生產線,據說他久久無語。1951 年 1 月 30 日,費迪南德・保時捷因中風去世,葬於斯圖加特。

他的一生橫跨電動車、混合動力、賽車、國民車四個時代,是二十世紀汽車工程從手工藝走向系統工程的縮影。而他留下的兩份遺產——甲蟲車與保時捷品牌——一個代表工業化的極致,一個代表個性化的極致,直到今天仍在定義德國汽車工業的兩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