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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0–1970 年代麻省理工學院（MIT）與鐵道模型俱樂部：開源精神的文化基因#

Tech Model Railroad Club：一切開始的火車房間#

要理解開源，必須先理解「黑客（hacker）」這個詞的原義——它不是罪犯，而是指癡迷於理解系統、追求優雅解法、並樂於分享成果的人。這個文化的搖籃，是 1946 年代成立於 MIT 的鐵道模型俱樂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 TMRC）。

TMRC 的地下「火車房間」擺著巨大的模型鐵路系統，其控制電路用的是電話繼電器與日後的開關。俱樂部有一套獨特的語言與倫理，日後被寫進 1984 年出版、Steven Levy 所著的《黑客：電腦革命的英雄》（Hackers）一書：

  • 「黑客」：指以精湛技巧完成作品的人，是最高讚譽；
  • 「Hack」：聰明、優雅、帶點惡作劇趣味的工程傑作；
  • 「Lockers」與「Frobs」：俱樂部內部分工的行話。

黑客倫理的五條鐵律#

在 TMRC 與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AI Lab，1958 年由 John McCarthy 創立）的交會處，1950–70 年代逐漸成形了一套明文與不成文的黑客倫理（Hacker Ethic）：

  1. 對資訊的存取應該是無限且完全的——知識屬於全體；
  2. 資訊應該自由流通——藏起原始碼是不道德的；
  3. 不信任權威——促進去中心化；
  4. 評判標準是技巧，而非學位、年齡或職級；
  5. 用電腦創造美與藝術。

這些倫理在當時的物質基礎極為簡樸：程式寫在打孔紙帶與卡片上，一個好程式會被同儕不斷借走、修改、改進再歸還——修改者會在紙帶上留下自己的簽名，這就是最早的「共享原始碼」實踐。當時 MIT AI Lab 的 PDP-6/PDP-10 社群（成員包括後來的 Richard Stallman、Bill Gosper 等）運作著共享式的系統軟體，任何人都可以讀系統的原始碼、修正 bug。

為什麼是學術機構？#

軟體共享在 1950–70 年代不是理想主義，而是行業常態，有三個結構性原因：

  1. 硬體是商品，軟體是附屬品：電腦業靠賣硬體賺錢，軟體只是讓機器好賣的「贈品」。IBM 在 1969 年以前把軟體與硬體捆綁免費送，原始碼隨機附贈，用戶社群（如 SHARE）成員互相交換程式——這是制度性的開源。
  2. 學術界的出版傳統：大學的知識流動規則就是論文與公開，軟體如同論文，理應公開讓人引用與改進。
  3. 使用者就是工程師：早期電腦的操作者都是受過訓練的專家，他們需要原始碼才能讓系統運作、適配自己的硬體。

換言之：前開源時代的共享，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產業結構的產物。這一點對後來的劇變至關重要——當 1970 年代產業結構改變（軟體獨立收費、微軟崛起），共享常態即告瓦解，而感受到瓦解之痛的人，將發起反擊。

文化基因的傳承#

TMRC 與 MIT AI Lab 的血脈延續驚人：

  • Richard Stallman：MIT AI Lab 工程師，日後發動 GNU 運動（第 2 章）；
  • Bob Frankston 與 Dan Bricklin：寫出史上第一套電子試算表 VisiCalc；
  • DEC PDP-10 文化：駕馭了最早的分時系統 ITSS 與 ITS 作業系統——完全開放、完全共享；
  • TMRC 的行話進入了 1975 年編纂的《Jargon File》（駭客詞典），成為整個工程文化的語言遺產。

小結#

開源的精神基因——「知識共享、技巧至上、優雅至上」——成形於 1950–70 年代 MIT 的火車房間與 AI 實驗室。但這種共享建立在「軟體不是商品」的產業結構之上；當商業化浪潮襲來，共享常態將被打破，第一位敲響戰鼓的，將是當時最年輕的成功商人：比爾·蓋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