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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伊斯與摩爾:英特爾的自由研發天堂#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家名叫「NM 電子」的小公司在加州山景城登記成立,員工十二人,其中兩位合夥人因為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內戰而出走: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與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這家公司在第二年改名為 Intel,半個世紀後成為整個資訊時代的心臟。它成立的故事,其實是仙童的訃告——工程師為什麼要離開大公司,以及一個好公司該如何挽留他們。

諾伊斯:牧師之子與「幸運結構」#

諾伊斯一九二七年生於愛荷華州,父親是公理會牧師。童年在教區的電路收到的地方(因父親轉任教堂職務)遷移,輾轉在中西部的主日學與器物之間長大。他在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念物理,畢業那年四零年代晚期,物理系教授為他在實驗室放了一枚幾件當時的最前線電晶體——那件由霸爾(Bell)帶來的原型讓他上了船。MIT 博士畢業後,他做的是 Bell 系統的研究;而真正塑造他的人是威廉・肖克利——一九五六年肖克利在帕洛奧圖創業,諾伊斯是首批被招募的年輕博士之一。

肖克利的偏執與霸凌管理,在一九五七年逼出了史上最著名的辭職——「八叛將」(Traitorous Eight):諾伊斯、摩爾、霍厄尼(Jean Hoerni)、克萊納(Eugene Kleiner)、布蘭克(Victor Blank)、格拉斯特(Jay Last)、羅伯茨(Sheldon Roberts)與赫伯特·萊斯納(Victor Grinich)。他們獲得紐約攝影器材商仙童影像支持的 \(\$3,500\) 種子資金,創立仙童半導體。

在仙童,一九五九年,「平面製程」由霍厄尼發明(氧化物保護+光刻+擴散),諾伊斯與德州儀器的基爾比(Jack Kilby)分別提出IC 概念,而諾伊斯的矽版 IC 是可量產的——這造就了積體電路從專利戰變成共同發明史。諾伊斯的性格是「上台不完蛋的那種魅力工程師」:他公共性格外向、漫步工廠地板上直接與技術人員聊天,同時把管理當作「每人都是大人」的僕人式工作。

摩爾與他的定律#

戈登・摩爾一九二九年生於加州,加州理工博士,性格與諾伊斯正相反:極為內斂、精於數字、一生低調。一九六五年他在《Electronics》雜誌的短文裡做了一個半經驗預測:每晶片的元件數每年翻倍(後修正為每兩年翻倍)。這不是物理定律,是產業觀察;但它後來成為整個半導體業自我要求、以驗證其預言的生產路線藍本——經濟學家稱之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一九六八年,兩人各出資 \(\$24.5\) 萬;投資者 Arthur Rock 等籌得 \(\$250\) 萬,這在當年是矽谷最大的新創融資。他們不謹慎經營,而是刻意「用一大筆資金降低非技術上的焦慮」——諾伊斯的說法:「我們不需要為下一季的工資發愁時才開始創新。」公司第一個產品是靜態記憶體 1101,第二年(1970)成的是 1103,世上第一顆量產的動態 RAM(DRAM),可以直接取代磁芯記憶體。

「工程師要留在產品身邊」:開放的制度設計#

仙童在 1960 年代衰敗的原因,諾伊斯看得很清楚:創辦人遠在紐約、決策層層、研發遠離產品線,最後整個技術班底一批批出走(包括半日後的 National Semiconductor 和 AMD)。諾伊斯的解藥是 Intel 的管理設計:

  • 不設副總裁層級的假面子文化:人人直呼其名、辦公室不因掛名而大;
  • 產品導向賦權:工程师影響到曲線產品,不是主管;
  • 星期五下午啤酒會:全公司(包括諾伊斯本人)在會議室裡一起喝飲料交換消息;
  • 優先配股:上市前所有員工都有選擇權,包括秘書——這在當年是改革性制度。

諾伊斯的一句名言是矽谷文化最早的宣言之一:「我們應該逃跑的不是『無法做』,而是『選擇去做什麼』」。而他另一句關於 breaking rules 的名言——“請隨時當我忙著 publish;若你被叫我做不該被做的事情,先把它做掉再回報”——成為矽谷式管理的刻板印象。

從記憶體到微處理器:意外的轉向#

Intel 原本是記憶體公司。一九七一至七二年的日本 Busicom 案送來 4004 與整套計算器晶片組;同年 Intel 的 8008 誕生,但管理層視微處理器為「腰間掛件」小業務,主力仍是 DRAM。轉折在一九八零年代:日本記憶體大廠以低價衝垮 Intel 的 DRAM 業務,一九八五年 Intel 在劇烈虧損下由安德魯・葛洛夫(Andy Grove,時任總裁)主導豪賭——退出記憶體,全力做微處理器。諾伊斯當時已轉任董事長,是這項賭局的堅定支持者:一九六八年的「靈活性優於特定性」哲學,在此刻成為公司的生存邏輯。

一九八零年 8086/8088 被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選中作為其個人電腦的心臟,這在當年只是個中等規模合約。但 IBM PC 於一九八一年問世後業界重構,加上 IBM 賣出的 PC 規格開放相容(加上 platforms 微軟 DOS),使 Intel 在十年內從一個中型晶片廠升格為資訊產業的中央動力。一九九二年摩爾接任董事長,一九七八年諾伊斯獲任命為 Intel 最高内部教父級顧問——一九九零年他在德州大學 Austin 進行游泳時心臟疾病突然去世,六十二歲。

摩爾定律的制度化#

一九九零年代之前,「摩爾定律」只是產業者之間的口訣;一九九二年後半導體技術路線圖(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 ITRS)正式把此定律制度化:由 Intel、日韓歐各大晶片廠、EIA 與學界共同制定五〜十五年的路線圖,每年穩定化。一九九八年 ITRS 獲美國產業公認、多年協商後成為一項公私合作的全球化工程制度,是「一個社會把自己對未來收入的預測,轉化為可交付的路線圖」的歷史性案例。二零零七年,摩爾親自承認時間規模會面臨物理極限「但每年翻倍那一部分,就在我們這一代內才會結束」。

諾伊斯與摩爾用足了時代給予的兩套資源:仙童的工程 DNA(平面製程、IC 媒介),與加州的新資本制度(風險投資、選擇權、與產業社群)。後世常說,克雷證明了一個人可以對抗組織,霍夫與法金證明了小公司在巨頭的夾縫可以取得一項新產業,而 Noyce 與 Moore 證明了——一家公司,只要設計得護住工程師,就能把產業的斷點化為自身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