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 安芬森、摩爾與斯坦——序列決定形狀#
1972 諾貝爾化學獎:克里斯琴·波希默·安芬森(Christian B. Anfinsen,1916–1995,美國)、斯坦福·摩爾(Stanford Moore,1913–1982,美國)與威廉·霍華德·斯坦(William Howard Stein,1911–1980,美國)——表彰「其對核糖核酸酶之研究,尤其是對胺基酸序列與其生物活性構形之關係的發現」。安芬森法則:序列決定構形。
懸案(案情提要)#
1970 年初,蛋白質研究有兩塊拼圖,卻缺了把它們接起來的第三塊:
- 拼圖一(序列):桑格在 1958 年讀出胰島素的序列(見 1958-桑格與胰島素序列)——蛋白質是「一串胺基酸」,這已無疑问。
- 拼圖二(形狀):佩魯茨與肯德魯在 1958–60 年解出血紅蛋白與肌紅蛋白的三維結構(見 1962-佩魯茨與血紅蛋白)——蛋白質是「摺起來的一條鏈」,這也無疑問。
- 缺的那塊:是序列決定形狀,還是形狀決定序列?這不是文字遊戲——它是整個分子生物學的關鍵假設:
- 若序列決定形狀,那麼只要知道序列,就理論上能預測結構(今日 AlphaFold 的全部合法性都建立在這條上);
- 若形狀決定序列,則蛋白質的形成需要「模板」,蛋白質將是遺傳訊息的第二位主角。
偵辦人:安芬森。他選了一個極小、極合適的目標:核糖核酸酶(RNase A)——一條 124 個胺基酸的單鏈酵素,含 4 個二硫鍵。
前因#
| 年份 | 事件 |
|---|---|
| 1911 / 1913 | 斯坦生於紐約;摩爾生於芝加哥;安芬森生於匹茲堡(德裔家庭)。 |
| 1930s–40s | 三人皆在洛克斐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的科學圈內(摩爾與斯坦自 1940 年代起合作研究核糖核酸酶)。 |
| 1940s–50s | 摩爾與斯坦用柱層析(Martin–Synge 原理,見 1952-馬丁與層析法)定量測量單一蛋白質的性質(吸收光譜、沉降、擴散、旋光),並首次以定量方式比較「正常蛋白質」與「變性蛋白質」的差別——這為後來的「復性」實驗鋪路。 |
| 1959 | 摩爾與斯坦發表《蛋白質結構的研究》(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of Proteins):建立了一整套「以物理化學量測蛋白質構形變化」的技術系統。 |
| 1960–1961 | 安芬森的復性實驗:以尿素使核糖核酸酶變性(解開非共價作用),再以半胱氨酸/半胱胺還原處理使二硫鍵還原(8 個半胱胺酸 → 4 個二硫鍵全斷);此時酵素活性消失;隨後在空氣中輕輕攪拌,氧化形成正確的二硫鍵——酵素活性完全恢復。 |
| 1972 | 諾貝爾化學獎頒發(安芬森、摩爾、斯坦)。 |
| 1970s | 安芬森與 colleagues 進行「單一胺基酸置換」實驗(把 RNase A 的特定胺基酸替換成另一個,觀察活性變化)與「次序實驗」(把二硫鍵在不同次序重新配對,觀察是否仍能形成活性構形)——這是「序列=構形」最直接的證明。 |
| 1990s | 安芬森主張「蛋白質設計」的可能性(以序列指定結構),並於 1996 年推動成立蛋白質設計競賽(Protein Design Contest)——這直接通往 2024 年的諾貝爾獎(見 2024-貝克與蛋白質設計)。 |
調查#
偵查一:復性實驗——把折疊「拆開再裝回去」。
安芬森的實驗設計是 20 世紀生物化學最乾淨的實驗之一:
關鍵在於最後一步不需要任何「模板」:只要環境恢復,蛋白質就自己折回原來的形狀。「資訊只存在於序列之中」——這就是安芬森法則(Anfinsen's dogma)。
偵查二:次序實驗——決定性的一步。
復性實驗仍可能被質疑:「會不會是某個特定的『折疊中間體』在幫忙?」安芬森與同事用同位素標記做了關鍵實驗:
- 在還原態下,把 4 對半胱胺酸以隨機配對的方式重新氧化成二硫鍵(例如本該配對的 \(26\) 與 \(84\) 卻配成 \(26\) 與 \(117\));
- 若「形狀需要特定配對」,則亂配的分子會得到活性很低;
- 實測:亂配的分子活性約為天然分子的 5–10%——不為零!
結論:特定的二硫鍵配對不是折疊的「必要條件」,而是「最穩定的結果」。序列本身提供了足夠資訊,使蛋白質傾向於形成天然的那個配對。
偵查三:單一胺基酸置換——功能的原子對應。
以 RNase A 為例(安芬森實驗室與後續工作):
「序列中的一個字母 ↔ 結構中的一個位置 ↔ 功能中的一個開關」——三層一一對應。
偵查四:物理化學的量測能力。
摩爾與斯坦的貢獻,是提供了判定「構形變化」的定量工具:
正是這些物理化學量測,讓「變性/復性」成為可量化的科學事實,而非「看起來活性回來了」。
偵查五:摩爾—斯坦的胰蛋白酶水解法——序列分析的另一條路。
摩爾與斯坦在 1950 年代發展的胰蛋白酶水解胜肽的分離與定量測定,是桑格定序的重要補充(桑格用 N 端降解,摩爾—斯坦用 C 端片段分析),兩者的交叉驗證提高了序列判定的可靠性。
flowchart TD
A[序列已知(1958) + 形狀已知(1958)<br>但不知誰決定誰] --> B[1970 尿素 + 巰基乙醇<br>核糖核酸酶完全變性]
B --> C[活性歸零]
C --> D[除尿素 + 氧化<br>活性完全恢復 100%]
D --> E[結論: 序列即全部資訊<br>無需模板]
E --> F[次序實驗: 亂配二硫鍵仍有 5-10% 活性<br>配對是結果而非必要條件]
F --> G[單一胺基酸置換<br>序列-結構-功能一一對應]
H[摩爾與斯坦: 物理化學量測系統<br>柱層析定量/沉降/擴散/旋光] --> I[讓變性與復性可量化]
I --> D
G --> J[1972 諾貝爾化學獎<br>安芬森法則]
J --> K[1990s 蛋白質設計競賽 -> 2024 諾貝爾獎]理論裁決#
判決一:安芬森法則。
其物理內容可用統計力學表述:
在生理條件下,序列所隱含的「摺疊偏好」總和,使天然構形成為全域(global)最低自由能態。這就是「熱力學假說(thermodynamic hypothesis)」。
判決二:科恩的模型——摺疊是搜尋。
安芬森的法則被戴維·科恩(David Kaeb)與比奧里提出的「漏斗模型(funnel model)」具體化:
能量與熵的競爭形成漏斗:序列提供局部偏好(局部 \(\alpha\) 螺旋、轉角偏好),把搜尋空間大幅壓縮——這解釋了為何蛋白質能在毫秒內摺疊完成(「利文索爾悖論」,Levinthal, 1969)。
判決三:環境的必要性與錯誤摺疊疾病。 安芬森的法則有重要的限定條件:
- 溫度、pH、離子、伴護分子都影響摺疊;
- 錯誤摺疊會導致疾病:鐮刀型貧血(見 1954-鮑林與化學鍵)、阿茲海默症的 \(\mathrm{A}\beta\) 纖維、帕金森症的 \(\alpha\)-突觸核蛋白——「構形病理學」成為一整類疾病機制。
判決四:可設計性的開端。 若序列決定構形,則反過來:可以設計序列來得到想要的構形。安芬森在 1970 年代已明確提出此目標,並於 1996 年推動首屆蛋白質設計競賽(以計算設計的序列在實驗室中摺疊並展現功能)。
2024 年的化學獎(貝克、哈薩比斯、江珀)正是這條線的集結點(見 2024-貝克與蛋白質設計)。
後果#
| 領域 | 影響 |
|---|---|
| 分子生物學 | 「序列 → 構形 → 功能」成為中心法則的核心鏈條;蛋白質摺疊研究(摺疊漏斗、分子伴護蛋白 HSP70/HSP90、核糖體生成與摺疊的分工)成為結構生物學的主流。 |
| 醫學 | 「構形病理學」——鐮刀型貧血、阿茲海默症、帕金森症、杭氏症等的分子機制,皆以此模型解釋;蛋白質錯誤摺疊的藥物研究(如今天的 misfolding 抑制劑)由此起步。 |
| 生化技術 | 蛋白質復性與重組(蛋白質工程的第一課);「序列化學(sequence-based engineering)」今日是酵素與抗體工程的核心。 |
| 蛋白質設計 | 1996 年起的蛋白質設計競賽、Rosetta 設計工具、AlphaFold 的結構預測——一路通向 2024 年諾貝爾獎。 |
| 科學制度 | 摩爾與斯坦的合作(37 年的共同研究、12 年的「星期三會議」)被譽為科學協作的典範;他們共同獲獎,是諾貝爾獎史上少數由「長期合夥」共享的案例。 |
關聯#
- 1946-薩姆納與酵素結晶:核糖核酸酶的結晶(1940 年代由摩爾與斯坦完成)與酵素的蛋白質身分,是復性實驗的前提。
- 1958-桑格與胰島素序列:序列概念的確立;本案回答「序列之後是什麼」。
- 1962-佩魯茨與血紅蛋白:結構的另一塊拼圖;本案把兩塊拼起來。
- 1969-巴頓與構象分析:構象(局部的三維)與構形(全分子的三維)的區分。
- 1972-安芬森與核糖核酸酶:即本卷。
- 2024-貝克與蛋白質設計:五十二年後,序列決定構形的法則被變成設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