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 施皮特勒與奧林匹亞之春:一個瑞士人,在德語世界裡當希臘人#
1919 諾貝爾文學獎:卡爾・弗里德里希・格奧爾格・施皮特勒(Carl Friedrich Georg Spitteler,1845–1924,瑞士)——表彰「特別表彰其史詩《奧林匹亞之春》」。他破的是一樁語言邊境上的案子:這位瑞士人用德語寫古希臘語的韻文,卻被自己的祖國當成德國人。
懸案(案情提要)#
1919 年 11 月,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委員會開完會,結論是:這一年的候選人沒有一個符合諾貝爾遺囑所寫的「理想方向」。依章規,獎項可以保留到次年。於是 1919 年的文學獎被「掛」起,直到 1920 年才頒出——頒給了一部十年前就寫完的史詩:《奧林匹亞之春》。
這部史詩的作者是瑞士人卡爾・施皮特勒。他生於瑞士北部的利斯塔爾,在巴塞爾讀中學,老師裡有語文學家瓦克納格爾與歷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他到蘇黎世學法律,又到海德堡與巴塞爾學神學,牧師的職位擺在面前時他拒絕了——他認定自己的使命是當一名史詩詩人。他後來到俄羅斯當家庭教師待了八年,回國後在《新蘇黎世報》當編輯。
案子就懸在這裡:一個瑞士國籍的人,寫的是古希臘神話,用的卻是德語;大戰期間他站在少數派的瑞士德語區,公開反對德國人的戰爭立場,於是兩邊都不喜歡他——德語界認為他不夠親德,瑞士人認為他太德國。他還被心理學家榮格拿來當作「阿尼瑪」原型的文學來源。
前因#
| 年份 | 事件 |
|---|---|
| 1845 | 4 月 24 日生於利斯塔爾,父親曾任聯邦財政部祕書。 |
| 1850–63 | 在巴塞爾讀中學,老師包括語文學家威廉・瓦克納格爾與歷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 |
| 1863–65 | 在蘇黎世大學讀法律。 |
| 1865–70 | 轉學神學,先在海德堡、後在巴塞爾;牧師的職位送到他面前時他拒絕了,認定自己的使命是當一名史詩詩人。 |
| 1871–79 | 赴俄羅斯擔任家庭教師(其間數度往返芬蘭)。 |
| 1881 | 以筆名「卡爾・費利克斯・坦德姆」出版《普羅米修斯與埃庇米修斯》,用寓言對照理想與教條。 |
| 1883 | 出版首部詩集《Extramundana》(另一世界),七則宇宙神話。 |
| 1885 | 放棄教職,在巴塞爾轉入新聞業,作品開始密集問世。 |
| 1892、1896 | 出版《文學比喻》(Literarische Gleichnisse)與《歌謠》(Balladen)。 |
| 1898 | 戲劇《康拉德中尉》(Conrad der Leutnant)問世,自然主義手法已被他改寫。 |
| 1900–1905 | 以抑揚六步格寫成《奧林匹亞之春》四卷:《啟程》《赫拉的新娘》《鼎盛時期》《終結與轉折》。 |
| 1906 | 中篇《伊馬戈》(Imago)問世,以內心獨白處理潛意識與中產階級規範的衝突。 |
| 1907 | 帶自傳色彩的《少女厭惡者》(Die Mädchenfeinde)出版。 |
| 1914 | 發表《我們的瑞士立場》(Unser Schweizer Standpunkt),反對瑞士德語區的親德多數。 |
| 1919 | 瑞典學院判定當年無人符合遺囑,獎項保留;1920 年頒出 1919 年文學獎。 |
調查#
第一步:先確認被告的語言。 翻開《奧林匹亞之春》,會發現它同時是德語文學與古希臘語文學。施皮特勒用的是德語,但通篇仿照古希臘語的格律與節奏;他寫詩的同時還寫神話學考證。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操作:他把德語當成希臘語的轉寫載體,而不是當成翻譯的中介。難題是:他至今幾乎沒有英譯(2025 年為止,除小說外多數作品仍未譯成英文),這本身就是這條技藝路徑的後果——他的寫作深度依賴未被翻譯的雙語系統。
第二步:拆開四卷結構,看它怎麼運作。 《奧林匹亞之春》四卷的卷名本身就是一條時間線:啟程、婚配、鼎盛、轉折——這不是情節,是宇宙秩序的推演。他用同樣的節奏處理人、神與時間,把「崇高理想」寫成一種可朗讀的、具有建築感的東西。這就回答了判詞裡那個「特別表彰」:委員會表彰的不是某個主題,而是把哲學命題放進史詩格律而不致散架的技術。
第三步:用榮格的心理分析讀法反向檢驗。 1921 年,榮格在《心理類型》中對《普羅米修斯與埃庇米修斯》寫了長篇心理學詮釋;榮格後來還說,他對「阿尼瑪」原型的構想,部分來自施皮特勒筆下的「我的女士之靈」。這是文學與心理學史上一件罕見的事:一部文學作品先被讀成神話,再被讀成個案,最後反過來餵養了心理學的方法論。
第四步:檢查中產階級那一段。 《伊馬戈》(1906)寫的是「創造的心靈」與「中產階級的規矩」之間的衝突,而且用了內心獨白。施皮特勒本人在《少女厭惡者》(1907)裡寫童年,在《我最早年的經歷》(1914)裡寫回憶——他的寫作始終在「以抒情形式處理一個被規訓的人如何保存自己」這個題目上。
第五步:核對一戰期間的位置。 《我們的瑞士立場》讓他在本國右翼與親德派眼中成為賣國者;他因此在自己的國家被排斥,在德語界則被視為外來者。這個處境後來成為他文學接受史的核心:他不是被遺忘,而是被放到了「國界之外」的位置上。
技藝裁決#
裁決一:格律是可以承載哲學的結構,不是裝飾。 施皮特勒用抑揚六步格把「人是什麼」這種命題撐了四卷而不散。這與同年普呂多姆式的做法同源(見 1901-普吕多姆與詩的抱負),但施皮特勒的示範是外來的:他示範的是把外國的格律引進另一種語言。
裁決二:寓言是哲學與神話之間的轉接器。 《普羅米修斯與埃庇米修斯》用兩個神話人物對照「理想」與「教條」,這是一種可被心理學與宗教學同時接住的寫作策略——它不給結論,只給對照。
裁決三:田園史詩必須用「重複」而非「進程」推動。 四卷的卷名說明他的結構觀:宇宙的運動是週期性的,重複本身就是內容。這與同代寫實主義的「生活向前流」正好相反,也預告了後來高爾斯華綏《福爾賽世家》那種連環式家族敘事。
裁決四:跨語境的作家要自己承擔「翻譯」的工作。 他不假手於譯者,直接把希臘韻律搬進德語;今天他的作品仍幾乎沒有英譯(除 1920 年代的幾種選譯外),這件事本身就是他技藝路徑的後果——他的寫作深度依賴未被翻譯的雙語系統。
後果#
| 年份 | 影響 |
|---|---|
| 1919–1920 | 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使用「保留後頒發」程序;此後 1925、1926、1927 年重演。 |
| 1920 | 《奧林匹亞之春》與《普羅米修斯與埃庇米修斯》因榮格的《心理類型》(1921)而成為歐洲心理學與文學的共同話題。 |
| 1921 | 榮格在《心理類型》中以《普羅米修斯與埃庇米修斯》為長篇心理學詮釋,確立了「文學文本可作為心靈模型」的讀法。 |
| 1924 | 改寫本《受難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der Dulder)問世;同年 12 月 29 日他在盧塞恩逝世,遺稿分別歸於瑞士文學檔案館、蘇黎世中央圖書館與利斯塔爾詩人博物館。 |
| 1930 年代 | 維護尼采傳統的學者重印《奧林匹亞之春》,使其在二戰前維持德語史詩的少數標本地位。 |
| 20 世紀中期 | 瑞士文學研究開始重新評估他的「德國化」問題,把他從德語作家改列為瑞士作家。 |
| 1970–80 年代 | 他的作品在德語區重新被評為「封閉的、被誤解的史詩」,研究重心由「民族」轉向「格律」。 |
| 2015 | 藝術家兼作家 Tanja Stark 指出施皮特勒與榮格的「我的女士之靈」概念,與鮑伊 Bowie 自稱榮格式的 1973 年歌曲〈Lady Grinning Soul〉之間存在對應關係,史詩與搖滾因此被拉進同一條線。 |
關聯#
- 上游:1901-普吕多姆與詩的抱負:首屆得主以格律承載抽象命題,施皮特勒把同一套技術搬到古希臘神話上。
- 下游:1921-阿納托爾法朗士與法兰西溫柔:法朗士用小說拆解聖人形象,是對神話結構的懷疑派版本。
- 下游:1927-柏格森與生命衝力:柏格森以「綿延」取代均勻時間,與施皮特勒以週期性取代線性進展,處理的是同一個時間觀問題。
- 下游:1936-歐尼爾與悲劇之井:歐尼爾把神話循環寫成舞台上的「井底之聲」,是史詩結構的另一種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