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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克雷蒙・西蒙與時間的風:把「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說成作品原理#

1985 諾貝爾文學獎:克雷蒙・西蒙(Claude Simon,1913–2005,法國)——表彰他「在小說中結合了詩人與畫家的創造力,並以對時間的深化意識描繪人的境況」。【這樁案子的現場只有一支筆和一片白紙:他說,寫下來的那一刻,所寫的東西才剛剛發生;小說要做的不是證明,而是展示。】

懸案(案情提要)#

1985 年 12 月 9 日,斯德哥爾摩。西蒙站在諾貝爾演講廳裡,開頭先引用安德烈・勒沃夫寫給他的一封信:科學研究是一場遊戲或一場賭博,輸贏無關緊要,但科學家(他補一句:作家也一樣)「在某些方面像孩子」——他們愛贏,愛獎賞。台下笑完,他轉入正題:在法國,「智性的生活……卻仍像頑固的抗議一樣,讓我的國家成為我們當下最受威脅的價值依然存活的地方之一」。

台下不只笑。法國的報紙正在發火:某家大型流通週刊甚至懷疑瑞典學院已被蘇聯的特務機構滲透。他的作品在國內幾乎無人能讀懂,而他的答法不是辯護,而是把批評者的用詞全部反轉過來:你們說我的小說「既無開頭也無結尾」——完全正確;你們說它是「人工的(artificial)」——這個詞該被重新解釋。西蒙接著說:藝術正是發明,正是人為。「不是去證明,而是去展示。」

這樁案子的真正現場,其實是 1940 年 5 月默茲河的一條戰壕:西蒙的部隊是被參謀總部冷血犧牲掉的,一週後幾乎什麼都不剩。他被俘、逃跑、加入抵抗運動,晚年寫下《佛蘭德斯之路》,寫那些沒有回來的人如何在回憶裡繼續行軍。他之後所有的寫法——描寫取代情節、當下取代因果、拼貼取代敘事——都長在那條戰壕上。

前因#

年份 事件
1913 10 月 10 日生於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父親是法國職業軍官,一戰陣亡
1930 年代 就讀巴黎 Stanislas 學院,赴牛津與劍橋留學,之後進入 André Lhote 畫室學畫;遊歷西班牙、德國、蘇聯、義大利、希臘
1939–1945 1940 年參加默茲河戰役並被俘,脫逃後加入抵抗運動;戰時完成首部小說《騙子》
1945–1957 《騙子》(1945)、《走鋼索》(1947)、《格列佛》(1952)、《春之祝祭》(1954)、《風》出版
1958–1962 《草》(1958)、《佛蘭德斯之路》(1960)、《宮殿》——文學新小說的代表作
1961–1973 1961 年以《佛蘭德斯之路》獲《快報》文學獎,1967 年以《故事》獲美第奇獎
1970–1981 《瞎獵戶座》(1970)、《引導軀體》(1971)、《三聯畫》(1973)、《萬物課》(1975)、《田園詩》
1983–1989 《貝雷妮卡的髮》(與米羅合作的《Femmes》新版)、《邀請》(1987)、《金合歡》
1985 12 月 9 日發表諾貝爾演講,12 月 10 日出席晚宴並用法文致辭
1997–2005 《植物園》(1997)、《電車》(2001);2005 年在巴黎逝世

調查#

第一步:把「當下」定為唯一的時間。 西蒙在演講裡提出一個大膽的命題:「我們所寫的(或所描寫的),從來不是寫作之前發生過的事;相反,它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在它自己的當下裡生成自身的。」他用司湯達為例:司湯達在《亨利的生平》裡描述軍隊翻越大聖伯納山口,寫著寫著發現自己描寫的並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後看到的一幅版畫——而那幅版畫已被他心裡另一幅影像取代。這就是西蒙的時間觀:敘事不是時間的移動,而是意識的當下。

第二步:讓描寫從配角升格為主角。 他引用俄國文論家 Tynianov 1927 年在列寧格勒發表的文章:舊小說裡的自然描寫,在一種文學系統中只是串場,在另一種系統中應視為主要成分;「寓言可以不過是一個藉口,為的是堆積靜態的描寫。」西蒙接著補上關鍵的一步:描寫看似靜態,實則是動態的——語言的線性排列迫使作者依序清點景觀的組成物,一張內心風景立刻變成一場遍歷。他甚至拆解福婁拜《包法利夫人》——女主人公在同一瞬間湧現的回憶如煙火般散開。

第三步:把因果鏈換成「內在因果」。 西蒙反對的是傳統小說那種「由命運或性格推動」的必然性:角色的相遇、死亡、赴約不過是敘述者的高興或不高興。他主張另立一種可信度:一件事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自身的性質使它發生。他舉了三例——普魯斯特因為腳下有兩塊石板而忽然被帶到威尼斯聖馬可廣場;莫莉・布萊姆因為想到要買的水果而神遊;福克納筆下的班吉因為高爾夫球手的一聲喊而哀號。這些不是情節,而是「性質之間的親和」——這是西蒙版本的和聲。

第四步:把「人工」從罵人的話變成辯護詞。 面對「難懂、無聊、不可讀」的批評,西蒙不辯解,他改寫詞典:藝術是最高的發明,因此是最高的人為,因此是仿造;他引用王爾德「大自然只滿足於模仿藝術」,又引巴德萊克說作家要在日常物件與靜物畫裡找美。他還反駁那種把寫作視為神諭的說法:作家不是解碼機,寫作是勞動——他直接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章。他把批評者的每一個貶抑詞翻轉成技術宣言,是諾貝爾演講史上少見的「以退為進」。

第五步:讓「手工」進入小說的物理層面。 西蒙在 André Lhote 畫室學過畫,與胡安・米羅合作過《Femmes》。拼貼對他不是比喻而是方法:把不同時間、不同尺度的片段並置,讓並置本身產生意義——他說,詞與詞的關係須靠另一種語言才找得到,因此譯者 Carl-Gustaf Bjurström 既是譯者也是瑞典文版小說的「共同作者」。時間於是也不是流逝的線,而是可重疊並置的面。

技藝裁決#

西蒙的突破,是把「無情節」從缺陷改寫成結構性原理。批評者說《佛蘭德斯之路》沒有情節——那是把「故事因果」誤認為唯一可信的因果。他提出的是內在因果:事件的關係不靠「因為」串接,而靠性質的相容。讀者因此必須像看一幅畫那樣,把並置的片段當成同一空間裡的東西來讀。

第二是「展開」與「縮放」的敘事機制。諾貝爾基金會對他的描述是:小說建立在電影的敘事原理上——拉近與拉遠,與時間保持自由關係。這解釋了為什麼《故事》可以從一個房間裡的片刻溢出成整個家庭史,《三聯畫》可以把三段不同時間的敘事擺成對稱結構。在以因果為骨架的小說之後,小說也能以構圖為骨架。

第三是把「現在」提升為唯一的敘事時刻。他主張的不是回憶的現在,而是寫作當下的現在:詞在紙上排列的那一瞬間,整個世界在句法裡重新組合。這讓他的寫作帶有一種罕見的「發生感」——讀者不是讀到完成的故事,而是讀到一個正在成形的圖像。

第四,他同時示範了藝術與工藝的關係。西蒙把「labor(勞動)」這個被貶低的詞搶回來,理由不只是文學的,也是政治的:一個把作家當神諭的世界,必然同時是一個把勞動視為恥的世界。

後果#

年份 影響
1960 《佛蘭德斯之路》問世,確立法國「文學新小說」的典範:無傳統情節、無典型人物
1967 《故事》獲美第奇獎,被視為一部把戰爭經驗寫成純感知的小說
1970 《瞎獵戶座》以「隨筆」形式發表(Skira 出版),示範小說與藝術評論可以共存的體裁
1981 《田園詩》出版,最新作品即為瑞典文、挪威文、丹麥文最先譯出,他以此說明北歐對其作品的接受速度
1984 與米羅合作的《Femmes》以新書名《貝雷妮卡的髮》出版,把拼貼從寫作擴張到造紙與裝幀
1985 獲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以「人工」一詞的重新解讀與「作家如孩子」的引用展開,是最具辯論性的諾貝爾演講之一;同年《斯德哥爾摩演說辭》出版
1985 法國媒體對此獎多有怨言,另有媒體編造其生平;西蒙以「北歐先出譯本」反襯本國的無知
1997 《植物園》出版,被視為他晚年的總結之作
2005 7 月 6 日在巴黎逝世;同年《電車》出版

關聯#

  • 上游:1957-卡繆與荒謬:同樣在形式上拆掉小說的傳統支架;卡繆拆的是情節的因果論證,西蒙拆的是因果本身。
  • 平行:1968-川端康成與雪國:兩人都把「物」寫成時間的載體;川端用物的凋零,西蒙用物的並置。
  • 下游:2011-湯斯特倫默與靜物:湯斯特倫默承襲的正是西蒙那種「以靜物承載時間」的方法。
  • 平行:1969-貝克特與等待:西蒙寫時間的展開,貝克特寫時間的停滯;兩人都取消了因果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