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 懸案:金融市場的數學——風險、組合與價格#
1990 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央行紀念獎):哈里·馬科維茨 Harry Max Markowitz(美國,1927–2023)、默頓·霍華德·米勒 Merton Howard Miller(美國,1923–2000)、威廉·弗萊塞·夏普 William Forsyth Sharpe(美國,1928–2009)— 表彰他們「對金融經濟學理論的開創性貢獻」(for thei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懸案(案情提要)#
戰後金融市場迅速膨脹,但經濟學對它的理解還停留在「中介機構的簿記」。三道必答題:
- 風險如何量化、如何定價? 收益不可預測,投資者要的不只是平均回報,還有「波動」的補償。沒有波動的語言,風險溢價無從談起。
- 投資組合怎麼選? 若把錢全押在最高回報的資產上,可能整體破產——分散化能降低風險,那麼「最佳組合」在哪?市場價格與個人最優選擇如何調和?
- 資本市場如何運作? 誰發行、誰定價、風險如何在市場與個體間重新分配?「市場組合」是什麼?當市場有效時,經理人還有什麼用?
Markowitz–Miller–Sharpe 三人的答案,恰好構成了現代金融經濟學的三塊積木:組合選擇 \(\rightarrow\) 均衡定價 \(\rightarrow\) 市場效率。
前因#
| 年份 | 事件 |
|---|---|
| 1952 | Markowitz 在芝加哥大學《雜誌》發表〈均值—變異投資組合選擇〉,提出均值—變異分析 |
| 1953 | Markowitz 訪芝加哥大學,與 Miller、Sharpe 结成「芝加哥金融學派」 |
| 1958 | Markowitz〈投資組合選擇〉;Sharpe 發展 CAPM;Miller 的 MM 定理(1985 案) |
| 1960 | Sharpe《資本市場理論》(Capital Market Theory)問世 |
| 1961 | 哈佛商學院設立首個金融學博士班 |
| 1964 | Sharpe 論證「資本市場線」的實證存在;60 年代的美國機構投資者(共同基金、養老金)大爆發 |
| 1965 | Black–Scholes 期權定價模型(1997 案的主線) |
| 1969 | Sharpe 與 Mossin(1966)論證組合理論的一致性;Mossin 1971 論證市場均衡下的最優決策 |
| 1970s | 有效市場假說(EMH)成為主流;CAPM 對個股收益的解釋力被爭議(1977 年的黑箱「\(\beta\) 謎」) |
| 1990 | 三人共享經濟學獎——史上第一次「金融經濟學」整體獲獎 |
flowchart TD
A[Markowitz 1952<br/>均值-變異與有效前沿] --> C[CAPM 均衡]
B[Sharpe 1960<br/>CAPM] --> C
C --> D[Miller 市場效率與公司財務]
C --> E[1990 金融經濟學整體獲獎]
D --> E
E --> F[1997 期權定價<br/>2013 資產價格]調查#
線索一:Markowitz——均值—變異與「有效前沿」#
馬科維茨的起訴書:投資者真正在意的是收益的均值與變異,而非單一資產。設權重 \(\mathbf{w}\)(\(\sum_i w_i = 1\)),則投資組合的期望收益與變異為:
其中 \(\boldsymbol{\Sigma}\) 是資產收益的協方差矩陣——風險不是資產的屬性,而是資產之間關係的屬性。這是全案最深刻的物理學式洞察:兩項各高風險的資產,若負相關,組合風險可以低於任一單項。
在 \(\mathbb{E}[R_p] \geq \mu_{\min}\) 的約束下最小化 \(\sigma_p^2\),得到一組「有效前沿」組合:
一階條件給出著名的權重公式:
分散化的定理:若有 \(n\) 項資產的期望收益相同、風險(標準差)皆為 \(\sigma\) 且彼此獨立,組合風險為
——風險以 \(\sqrt{n}\) 的速度下降。這就是「免費午餐」的來源,也是保險業、資產負債管理與風險資本模型的基礎。
線索二:Sharpe——資本市場線與 CAPM#
夏普的問題是:分散化到極致會得到什麼?答案是市場組合:當允許借入無風險資產 \(R_f\),投資者的最優組合沿一條直線(資本市場線 CML)移動:
夏普接著問更難的:市場均衡時,單項資產的期望收益與風險什麼關係?他給出 CAPM(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beta\) 是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暴露。CAPM 的三項假設:投資者為風險厭惡且均值—變異偏好;投資者為單一期間且可無限制借貸;所有投資者對期望收益與協方差有同質預期。
推論(CAPM 的效率命題):任何資產都應位於證券市場線(SML)上:
否則存在套利組合。這把「均衡價格」的概念帶入金融:價格由風險與收益的均衡關係決定,個人風格選擇在市場中轉化為對市場組合的複製。
線索三:Miller——公司財務與市場有效性#
Miller 的貢獻在兩處:
- MM 定理(1985 案):資本結構無關性,說明公司金融決策必須回到真實投資決策上——這是現代公司金融「投資決定論」的源頭;
- 市場有效性與訊號:Miller(1970,《金融雜誌》)提出,公司若掌握內部資訊,可以透過股利政策傳遞訊號;市場價格雖不反映全部資訊,但足以使管理層無法系統性誤導投資者——這是「半強式效率」的表述先聲。
Miller 還以「制度與金融創新」為題發表著名的市場有效性檢驗文獻,開啟了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法:檢驗股價在事件(如併購公告)前後的走勢以推斷市場是否已消化訊息。
線索四:CAPM 的實證難題與後續修正#
CAPM 的最大實證問題是「\(\beta\) 謎」:CAPM 預測單項收益只由 \(\beta\) 決定,但實證上股票的超額收益對 \(\beta\) 的解釋力極低(Black–Jensen–Scholes 1972)。修正方向包括:
- Fama–MacBeth 橫截面回歸:先算每一期的 \(\lambda_t\),再對 \(\beta\) 平均;
- 多因子模型(APT, Ross 1976):收益由多個因子暴露解釋;
- APT 的無套利邏輯:\(n\) 資產的套利組合空間有 \(n-1\) 個維度,零 \(\beta\) 組合必須期望收益為零;
- 2013 年 Fama–Hansen–Shiller 案將回到這條線索(本書續寫中)。
理論裁決#
裁決一:風險是方差,投資問題是均值—變異下的最優化;有效前沿由協方差矩陣決定:
裁決二:分散化使風險以 \(\sqrt{n}\) 速率下降(獨立情形),組合風險由協方差結構決定。
裁決三:市場均衡下,期望收益由系統性風險暴露線性定價:
裁決四:價格與風險的均衡關係意味著沒有免費的異常收益(有效市場的第一原理);公司金融決策的價值只能來自真實決策。
裁決五:制度與金融創新會持續製造新的可套利機會——市場有效是動態的,不是一次性定理。
後果#
| 領域 | 影響 |
|---|---|
| 政策應用 | 退休基金的資產配置與風險預算;銀行與保險的資本充足與風險管理框架;1990s 金融改革與 2008 巴塞爾協定的風險模型基礎 |
| 學術 | 金融經濟學成為最大的新學科;事件研究成為企業金融與政策評估的標準工具 |
| 實務 | 指數基金與被動投資的理論依據(CAPM 的市場組合 \(\rightarrow\) 追蹤誤差最小化);風險平價與波動目標策略 |
| 後續諾獎 | 1985 Modigliani–Miller(資本結構)、1997 Merton–Scholes(期權定價)、2013 Fama–Hansen–Shiller(資產價格的實證)、2020 Milgrom–Wilson(拍賣理論) |
| 爭議 | CAPM 的 \(\beta\) 謎、效率市場的三種形態(弱、半強、強)之爭、2013 年 Fama 與 Shiller 同時獲獎卻主張相反的「矛盾對決」 |
關聯#
- 1981-Tobin托賓q與金融市場:分離定理與風險承受的制度安排,CAPM 的思想前輩。
- 1985-Modigliani生命週期與MM定理:Miller 的一半證詞。
- 1997-Merton與Scholes期權定價:從 CAPM 到動態定價(本書續寫中)。
- 2013-Fama-Hansen-Shiller資產價格:CAPM 的實證終審(本書續寫中)。
- 2020-Milgrom與Wilson拍賣理論:市場機制設計的現代版(本書續寫中)。
- 1989-Haavelmo概率論基礎:金融實證估計的統計地基(本書續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