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 懸案:共有資源該「私有化」還是「集體化」?企業的邊界又該畫在哪?#
2009 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央行紀念獎):埃莉諾·克萊爾·奧斯特羅姆 Elinor Claire "Lin" Ostrom(美國,1933–2012)與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 Oliver Eaton Williamson(美國,1932–2020)— 表彰他們「對經濟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對公共資源的分析」(for their analyse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commons)。
懸案(案情提要)#
2009 年是本獎史上第一次由兩位制度經濟學家共享,也是第一位女性得主(奧斯特羅姆)。
疑點四連:
- 公地悲劇真的無解嗎? 傳統答案只有兩條路:私有化(Hardin 的「公地悲劇」,Ostrom 1968)或政府所有與管制(Coase 1964 式的批評)。但現實中,瑞士高山牧場、灌溉系統、漁業、地下含水層、程式碼倉庫、知識共享——這些資源被數千人長期、穩定地管理著,既非私有也非政府所有。這些「第三種制度」是怎麼運作的?
- 企業到底是什麼? 科斯(1991 案)問「市場與企業的邊界在哪」;威廉姆森的答案是:交易成本——但更根本的問題是:企業與市場都是合約的集合,那麼合約為什麼不完全?當合約無法完全寫下時,「治理結構」就成為關鍵。
- 公共品與私人物品的邊界(Ostrom 的「公-pool 與私-pool」分析);
- 多中心治理:大規模複雜系統的治理不能靠單一中心,需要多中心、多層次的制度安排。
前因#
| 年份 | 事件 |
|---|---|
| 1933 | 奧斯特羅姆出生於美國加州;1954 年取得政治學學士 |
| 1965 | 奧斯特羅姆(與 F. Queen)發表〈Governance in Commons〉:公地悲劇一詞的誕生 |
| 1968 | Garret Hardin〈公地悲劇〉(《Science》):主張私有化或管制 |
| 1969 | 奧斯特羅姆與丈夫 Vincent Ostrom(系譜學研究的開創者)共同出版《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對尼泊爾、瑞士等地實地研究的經典 |
| 1980 | 奧斯特羅姆《集體行動與社區》(Governing the Commons 的英文版出版於 1990) |
| 1990 | 奧斯特羅姆的《Governing the Commons》英文版出版;「設計原則」被系統整理 |
| 1990 | 奧斯特羅姆、E. Ostrom & R. Parks 的「元分析」:全球共有資源管理制度資料庫 |
| 1975 | 威廉姆森在《市場與組織》(Markets and Hierarchies)問世:交易成本經濟學 |
| 1985 | 威廉姆森《經濟制度與法律》(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完整表述 |
| 1991 | 威廉姆森〈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提出治理結構的分類 |
| 1992 | 威廉姆森《制度與經濟組織》 |
| 1999 | 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的事實性」(economic organization under bounded rationality) |
| 2009 | 得獎 |
timeline
title 治理結構的三條線索
1965 : 公地悲劇一詞誕生
1969 : 共同池資源的實地研究
1975 : 市場與組織
1985 : 交易成本經濟學
1990 : Governing the Commons
1991 : 治理結構四分類
2009 : 諾貝爾經濟學獎調查#
線索一:奧斯特羅姆的田野——破解「公地悲劇」的兩難#
奧斯特羅姆的偵查方法是實地研究:到瑞士高山、印尼灌溉村莊、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灌溉會、菲律賓的地下水、尼泊爾的森林,觀察實際的制度。
她發現的制度不是「私有」也不是「政府管制」,而是受規則約束的共同管理。這些制度具備八項設計原則(Ostrom 1990):
- 清晰界定的邊界(appropriations):哪些資源屬於這個群體、哪些使用者有權提取;
- 與地方條件相稱的規則:規則應適應當地的資源條件與使用規模;
- 集體選擇機制:受影響者能參與規則的制定與修改;
- 監督:既有社區內部的監督,也有外部政府機關的監督(多層監督);
- 漸進式的制裁(graduated sanctions):違規者先受輕罰,累犯才升級;
- 低成本的衝突解決機制:本地調解優先於國家法庭;
- 低認同度者的認可:外來者與低頻使用者也能被接納;
- 多層次的企業組織:社區有內部治理,國家有大尺度治理。
核心發現(推翻二選一):
條件在於:群體規模適中、使用者能相互認識、規則能自主演化、有監督與漸進制裁。
線索二:制度分析的「IAD 框架」(Ostrom 的方法論)#
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框架是本案的理論骨架:
- 行動場合(action arena):參與者(action arenas)與決策規則;
- 行動結果:經濟結果、生物—物理結果、社會結果;
- 評估:效率、公平、/accountability(可問責性)、可持續性。
制度分析的通用語法:
這使「制度」成為可分析、可比較的對象,而非文化的別名。
線索三:威廉姆森——合約的不完全性與治理結構#
威廉姆森的偵查起點是合約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 contracts):由於未來狀態無法完全枚舉、合約條款無法窮盡,契約必然留下「剩餘控制權」。
在不完全合約下,交易成本不只來自事前的搜尋、議價、決策,也來自事後的爭議與執行。於是治理結構的選擇成為核心:不同的交易需要不同的保護機制。
威廉姆森的治理結構四分類(由「資產專有性」與「交易的不確定性」兩個維度決定):
| 交易不確定性低 | 交易不確定性高 | |
|---|---|---|
| 資產專有性高 | 市場(古典契約;價格調整) | 一體化組織(統一指揮、內部勞動市場) |
| 資產專有性低 | 專屬中間組織(長期契約、關係治理) | 鬆散的組織形式/網路(第三方治理、仲裁、關係治理) |
核心洞見:不存在普遍最优的治理結構;最佳選擇取決於資產的專有性、交易的不確定性、頻率與治理結構本身的交易成本:
這解釋了為什麼「市場 vs 企業」是錯問法——真實的答案是一個連續譜:合約、關係治理、聯合組織、網路。
線索四:威廉姆森的事後契約觀與「不透明」#
威廉姆森最具穿透力的一句命題(引自 Grossman–Hart 的表述)是:
契約是無法在事後完全履行的「護城河(moat)」——它的價值在於放棄某些權利,從而使對方願意 investments 專用化。
因此契約的功能不是「規定所有事」,而是:
這也解釋了「自營化(vertical integration)」的邏輯:當專用性投資很關鍵且合約不可靠時,把交易內部化(用指揮替代合約)是理性的——這是對「市場失靈」與「交易成本」兩種解釋的綜合。
線索五:奧斯特羅姆與威廉姆森的匯流——治理結構的層次#
兩人的工作可合併成一張圖:
| 層次 | 問題 | 對應理論 |
|---|---|---|
| 社群 | 共有資源如何被可持續地使用 | Ostrom 的設計原則 |
| 交易 | 一筆交易由誰治理 | Williamson 的治理結構四分類 |
| 組織 | 企業的邊界在哪 | 交易成本與剩餘控制權 |
| 系統 | 全球公共品(氣候、疫情)如何治理 | 多中心治理、網路治理 |
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是其中的關鍵概念:許多大小不一的治理單位各自負責自己管轄範圍的事,互不隸屬但互相影響——這被視為處理全球性問題(氣候、疫情、生物多樣性)最現實的架構,也是 2010s 從「全球政府」轉向「全球治理」的理論基礎。
理論裁決#
裁決一(Ostrom):公地悲劇不是必然;在清晰邊界、適切規則、參與式選擇、多層監督、漸進制裁、低成本衝突解決的條件下,共有資源可被可持續地管理:
裁決二:公共品與私人物品的區分不是二元對立,而是「pool」的連續譜:從私-pool(完全分割、可排除)到公-pool(共用但可排除)再到完全公共品;不同資源需要不同的制度匹配。
裁決三(Williamson):合約必然不完全;剩餘控制權的分配與治理結構的選擇是交易的經濟學核心:
裁決四:不存在普遍最优的治理結構;市場、企業與混合形式是依交易特徵選擇的連續譜,判準是治理成本最小化。
裁決五:治理必須是多中心、多層次的;單一中心的全能政府既不可行也不必要。
裁決六:制度的目的是可問責性——不只是效率,還有公平、透明與可問責;這是 IAD 框架的評估維度。
後果#
| 領域 | 影響 |
|---|---|
| 政策應用 | 共有資源的治理(漁業配額、灌溉、地下含水層、社群林業);碳排放權與氣候治理的多中心架構;程式碼開源、知識共享( licensing、commons 的重構);2009 年後全球公約的多中心實踐 |
| 學術 | 新制度經濟學成為主流分支;IAD 框架與多中心治理;交易成本經濟學成為組織理論、治理理論、網路經濟學的共同語言 |
| 企業理論 | 企業邊界、垂直一體化、外包、平台治理、共享經濟(Airbnb 的「trust」問題) |
| 爭議 | 奧斯特羅姆被批「過度樂觀、忽略集體行動失敗」;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被批「不可證偽、缺乏操作化」;2010s 社群主義與國際治理的實務困難 |
| 跨獎 | 1991 Coase(交易成本與產權)、1986 Buchanan(集體行動與公地悲劇)、2008 Krugman(集聚與治理)、2013 Shiller(數位時代的信任) |
關聯#
- 1991-Coase交易成本與產權:威廉姆森所承接的交易成本命題。
- 1986-Buchanan公共選擇理論:公地悲劇與集體行動的原始命題(本書續寫中)。
- 1975-Kantorovich與Koopmans資源配置:配置理論與產權制度(本書續寫中)。
- 2007-機制設計三人組:治理規則作為機制的設計(本書續寫中)。
- 2008-Krugman新貿易與經濟地理:集聚與治理的空間對應(本書續寫中)。
- 2018-Nordhaus與Romer長期增長:全球公共品的治理經濟學(本書續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