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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懸案:為什麼有人長期找不到工作?「摩擦」能不能被量化?#

2010 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央行紀念獎):彼得·阿瑟·戴蒙德 Peter Arthur Diamond(美國,1940– )、戴爾·托馬斯·莫滕森 Dale Thomas Mortensen(美國,1939– )與克里斯托弗·安提尼奧·皮薩里德斯 Sir 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s(塞浦路斯/英國,1948– )— 表彰他們「對帶有搜尋摩擦的市場的分析理論的貢獻」(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markets with search frictions)。


懸案(案情提要)#

經濟學教科書說失業是「總需求不足」或「結構性失業」。但 2010 年這樁案子問的是更底層的問題:

  1. 為什麼「工作」與「求職者」不能瞬間配對? 市場上明明有大量工作職缺與求職者同時存在,卻長期並存——這不是「總需求不足」,也不是技能完全不匹配;
  2. 時間怎麼消失在求職過程裡? 被解僱的人不是立刻找到下一份工作,而是經歷一段無業期——這段時間是社會成本的巨大來源(技能退化、士氣、財政);
  3. 即使技能完全匹配,為何還有失業? 因為搜尋是隨機的(雙邊不知道對方存在),資訊到達是隨機的(看到哪個職缺廣告是隨機的),面試是隨機的。搜尋摩擦才是失業的根源;
  4. 失業率如何被「制度」影響? 失業保險、找工作成本、職缺資訊的流通——這些制度參數會決定均衡的失業率與「貝殼」的厚度。

三人用搜尋與匹配理論給出了可計算的答案,並且證明了貨幣政策在失業中的作用。


前因#

年份 事件
1959–1960 Diamond 在耶魯(與 Modigliani 同校,1962 年 AAS–Modigliani 論文提出新古典勞動市場理論)
1960s Mortensen 在卡內基梅隆;Pissarides 在 LSE 讀博士(師從 Richard Nickell)
1970 Pissarides 完成博士論文〈職缺、搜尋與勞動市場流動〉
1974 Diamond 論「搜索的經濟學」("Search Theory")
1979 Diamond 與 Pissarides 的先驅論文〈聚合搜尋與經濟活動水平〉(Aggregate Search and Equilibrium Activity, 1979)
1980 Pissarides 出版《職缺與失業理論》(The Theory of Job Vacancies and Unemployment, 1990 英文版):搜尋與匹配理論的奠基之作
1981 Mortensen 的「搜尋理論的動態學」系列論文,建立過渡的動態理論
1984 Diamond–Yellen 的「效率工資」模型
1985–1986 Diamond 與 Yelen 的「效率工資、產出與就業水平」的理論框架
1990s 搜尋與匹配模型成為新凱恩斯勞動市場理論的核心(Akerlof–Yellen 1990 的收集競賽)
2001–2007 搜尋摩擦進入央行模型(EUR/美國的「小型模型」;Fed 的 DSGE 勞動市場模組)
2010 得獎;委員會指出他們「發展並應用了搜尋摩擦的理論」

調查#

線索一:搜尋與匹配的建模——三種摩擦#

搜尋匹配的模型要處理三個隨機性(搜尋理論的「摩擦三要素」):

  1. 職缺的到達:求職者以隨機方式遇見職缺(外生搜尋);
  2. 資訊的傳播:職缺資訊(報紙、網站、推薦)以隨機方式到達求職者;
  3. 面試的隨機性:即使雙方都知道對方存在,面試結果也是隨機的(因為無法完美了解對方)。

Pissarides 的核心模型設定:

  • 求職者 \(i\) 與職缺 \(j\) 相遇的機率與匹配函數 \(m(u, v)\) 成正比:
\[ m(u, v) = m_0 u^{\eta} v^{1-\eta} \]

其中 \(u\) 為失業率、\(v\) 為職缺率(Vacancy rate),\(0 < \eta < 1\)。

  • 分離率 \(s\)(separation rate,僱傭者解僱或主動辭職率)與匹配率決定「失業流入」與「就業流入」:
\[ \dot{u} = s(1-u) - m(u, v) \]

分離率 \(s\) 是關鍵參數:它同時決定失業的流量與存量。Diamond–Pissarides 的「效率工資」框架指出:長期失業率由分離率決定(因為摩擦使流動需要時間)。

線索二:福利與政策——「匹配」與「失業」的福利成本#

Diamond–Yellen(1985)的關鍵文獻:從福利的角度看,匹配與失業的社會成本不同:

  • 匹配(把求職者與職缺配對)創造新增的產出(因為匹配的邊際產出高於平均產出);
  • 失業則浪費了「本來可以發生」的產出。

因此,把失業者的求職努力從閒置轉向「更有效率的搜尋」是雙贏;而降低分離率(避免解僱)與降低摩擦同樣有效。宏觀政策含義:

\[ \text{降低 } s \text{ 或 } \eta \text{ 摩擦} \;\Longrightarrow\; \text{提高產出、降低失業} \]

這解釋了為何求職津貼(提高求職的邊際收益 \(z\))可能改善福利,而提高失業保險(提高 \(b\))若超過某個臨界值則有害。

線索三:Mortensen 的過渡動態學——求職是一個「投資決策」#

Mortensen 的貢獻是把搜尋放進連續時間的動態選擇:求職者每時每刻都在「工作」與「求職」之間選擇,最優解是一個價差方程(HJB)。

求職者在職位上的終身價值 \(V_E\) 與求職期間的價值 \(V_U\) 滿足:

\[ \rho V_U = w + \theta (V_E - V_U) \]
\[ \rho V_E = w_E + (1 - s) (V_E - V_U) + s V_U \]

其中 \(\theta\) 是搜尋的單位時間報酬(找到職缺的機率 \(\times\) 面試 offer 的價值)。兩式相減,得到求職的價值:

\[ V_E - V_U = \frac{w_E - w + s V_U}{\rho + s} \]

關鍵結果:更長的失業期會降低求職的未來價值(因為累積的技能退化、雇主對長期失業者的評價下降、匹配質量下降),形成「持續性(duration dependence)」——這解釋了為何失業有「疤痕效應」,也解釋了為何求職津貼與「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訓練、職位介紹)能改善結果。

線索四:效率工資與「自然失業率」的內生決定#

Diamond–Yellen 的效率工資框架:企業僱傭的邊際條件是「效率工資」——為了防止工人偷懶或流動,工資必須高於市場出清工資:

\[ w = w^{e} > w^{c} \]

於是失業成為降低工資的替代機制:企業若面臨需求下降,可以選擇「裁員並付較低工資」或「保留員工但工資粘性」。

這給出「自然失業率」的微觀基礎:它由分離率、匹配函數與效率工資的設定共同決定——失業率不是貨幣現象,而是制度與摩擦的產物(呼應 2006 年 Phelps 案的結構性失業理論)。

線索五:匹配市場的效率——第一個定理#

Pissarides 的「匹配效率定理」:在同質求職者與同質職缺的市場中,自由競爭的匹配是有效率的(社會福利最大化):

\[ \max_{m} \; \left[ \text{匹配產出} - \text{未匹配成本} \right] \]

但關鍵是:在異質(heterogeneous)市場中,匹配的「分配」問題出現——高生產力的求職者與高生產力的職位的配對,需要一個機制(如1912 Roth 的 Deferred Acceptance,見 2012 案)。Pissarides 與 Diamond 的理論因此直接連到 2012 年的匹配市場理論。

線索六:宏觀經濟的應用——失業與貨幣政策#

搜尋摩擦進入宏觀模型的過程(2000s):

  1. Euler 方程的導數:在求職者選擇的邊際條件中,求職的報酬 \(\theta\) 與工資 \(w\) 決定失業率:
\[ \frac{\partial \text{失業}}{\partial \theta} < 0 \]
  1. 貨幣政策的影響:降息提高職缺的「等待成本」(失業保險的實際值下降)\(\rightarrow\) 求職積極性提高 \(\rightarrow\) 失業下降。這給出了短期總需求政策影響失業的微觀通道——不需要「錯誤的」IS–LM,也能解釋 Phillips 曲線。
  2. 凱恩斯ian 失業的存在:在搜尋模型中,即使工資完全粘性,只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職缺需求下降,失業仍會出現——「效率工資 + 搜尋摩擦」的組合同時解釋了「自然率」與「需求不足」。

理論裁決#

裁決一:失業的根源是搜尋摩擦(資訊不完美與隨機相遇),而非總需求不足或技能完全不匹配;因此政策應針對摩擦:

\[ \dot{u} = s(1-u) - m(u,v), \qquad m(u,v) = m_0 u^{\eta} v^{1-\eta} \]

裁決二:分離率 \(s\) 是長期失業率的決定者;降低解僱(穩定僱傭)與提高匹配效率同樣重要。

裁決三:福利最大化不追求「零失業」,而是追求「有效率的匹配」;求職津貼、職位介紹、再訓練的評價標準是「匹配社會利得減去財政成本與扭曲」:

\[ \Delta W = \underbrace{\Delta(\text{匹配產出})}_{> 0} - \underbrace{\text{成本}}_{> 0} \]

裁決四:失業有持續性與疤痕效應;早期介入(失業保險的設計、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回報高於晚期介入。

裁決五:貨幣政策能透過「求職的機會成本」影響失業——短期 Phillips 曲線在搜尋模型中獲得微觀基礎。

裁決六(效率與分配的張力):自由競爭的匹配在同質市場中有效率;在異質市場中,如何分配稀缺的「good matches」成為新的制度問題——這是 Roth–Shapley(2012 案)的主題。


後果#

領域 影響
政策應用 失業保險的設計(道德風險 vs 消費平滑);求職津貼與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成本效益評估;歐盟的失業政策改革;疫情後的「職業轉換」政策
學術 搜尋與匹配成為勞動經濟學的主軸;新凱恩斯 DSGE 的勞動市場模組;「工作」作為延遲享有的投資品(2010s 的職業選擇理論)
跨學科 婚姻與家庭(配偶搜尋);移民與安置;教育與專業選擇(2014 Tirole 的產業組織結合);醫療市場的「醫生—醫院」匹配
爭議 搜尋模型的政策含義(如失業保險的道德風險、是否應提高求職強度)被批過度依賴同質性假設;「效率工資」模型的經驗支持薄弱;Hicks 的青年失業論與本案的對話
跨獎 1994 Nash 案(搜尋是一個動態博弈)、2006 Phelps(結構性失業)、2012 Roth–Shapley(匹配的效率與公平)、2019 RCT 三人組(求職介入的隨機實證)

關聯#